

扇面真正的广泛流行可以追溯到宋代,多为文人之间抒情达意、互相馈赠之用,明代之前扇面都为团扇,明代之后才开始有折扇。存字和画的扇子,保持原样叫成扇,但因为年代久远的成扇难以保存,容易破损且很难修复,后人为便于收藏而装裱成册页即称为扇面。近几年扇面收藏跳出原先的局限,开始热了起来。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张大千150副精品山水扇面。
张大千(1899~1983),为现当代画坛上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张大千作品题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皆精。画人物多采古装,借人物以抒情怀;画翎毛花卉或工笔或写意,清润秀丽,落落大方;山水涉笔成趣,点画新奇,富有诗意。晚年常用泼墨、泼彩描绘风景,独具风格。
引子
我不会画,却拜过山水画家陈我鸿为师,学做人与作文。因愚钝疏懒,学无所成,引为憾事。2002年12月18日,是我鸿师辞世十周年纪念;忆及恩师教诲,念其一生遭际,心中凄怆良久。
我鸿师原名陈金木,字渐陆,此字出自《易经》“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之句;落款他偶称鸿先生或老鸿。1987年秋,曲阜师大同学韩世进跟我谈起美术系的陈我鸿先生,我极慕其画品人品;后有我鸿师的入室弟子王林海、刘继晓到我们中文系听课,课间又说起先生,遂萌生拜访愿望。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带了两瓶价廉白酒,拳头大两小包五香花生米,敲开了先生家门。先生头戴紫黑色平顶毡帽,着很笨拙的中山装,黑色棉布鞋,长方脸。个子在一米六左右。操一口南方普通话:“小逄来了!”“逄”字发的是“胖”字的音,“来”字声调拐了个弯。花生米倒在小碟里,白酒倒在小杯里,师徒自日午喝到日落。
我的求学日记上记录着许多与我鸿师交往的点滴。最集中的是1989年4月30日,那天从早9点一直到深夜,在我鸿先生家,一边陪他喝酒,一边听他详谈个人经历。他讲我记,记了30多页。晚上画家杨象宪先生造访,杨先生说:“听听满好,这是陈老师第一次向你公开身世。他轻易不开口。”那天,我鸿先生专门找来《中国地图册》,我对江浙一带的地理不熟,我鸿师讲到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点一下,给我一个直观印象。讲到悲伤处,他的泪光在眼眶里旋动。
剃头匠的儿子
我鸿师1937年农历8月13日生于浙江奉化县亭下村,祖籍浙江嵊县。亭下村依山而居。我鸿师跟我谈时,手捏酒杯仰脖饮下:“那是个好地方。这一带有著名的雪窦寺、千丈崖瀑布、妙高台、三鹰潭等风景名胜。”奉化也是蒋介石的老家,我鸿师家距蒋介石老家溪口很近。蒋介石宣称“下野”时在奉化老家隐居了3个月零4天。并且在溪口与全家过了一个大年夜,这是自其1913年离乡以来36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1949年4月25日,迫于战事,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我鸿师说:“我那年12岁,我跑到雪窦山下,见到逃跑时的蒋介石,他一直说:‘好,好,好'。有逃兵还把帽徽给我作纪念。”说起故乡,我鸿师一脸的幸福感。
我鸿师的父亲是个剃头匠,一生胆小怕事。1950年斗地主,父亲也恨地主,气得发抖。但地主小老婆跪地求饶时,别人让父亲打,父亲说:“我从来没打过人,不会打。”这句话一直深镂在我鸿师的脑海里。我鸿师小时个子很矮,但很喜欢打架。老师的评语是:“野性未改,个性很强。”因出身卑微,常挨欺负,小时经常背着小弟弟玩,小伙伴恶作剧,把辣椒抹到他眼睛里,眼睛辣得睁不开,转悠着掉进水田里,浑身泥巴。但他不哭,更不屈服,我鸿师自称是“牙硬”派。但免不了被父亲痛打一顿。我鸿说,我父亲很有意思,不会打别人,却会打儿子。因为逃学,把砚台掉到地上摔破,也挨过父亲的打。
1955年1月我鸿师在奉化初级师范毕业,因他画得不错,被教育局的一个女干部所欣赏,她也喜欢画,就把我鸿师分到城里,也即新昌县立第一小学任教。我鸿师说:“我不会讲话,一讲就脸红,解放初,小学生年龄在20岁的很多,都比我大。有些学生捣蛋,我教不下去。”
1956年夏,浙江美院第三届附中招生,报名时间已过,我鸿师还是写信报了名。浙江美院附中当年一共招收40名,报名的2000人。他居然榜上有名。3年后保送上了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山水画科只录取了4个学生,他们是李棣生、徐英槐、崔沧日和陈金木(当时我鸿师多用此名)。潘天寿当时是校长,他教画论,陆俨少较画法。陆维钊教古文,我鸿师古文在班里里最好,他从小喜欢古典文学。
上初级师范时,我鸿师爱上了同学王风君。王风君出生在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老家也是奉化,有七亩地。抗战时由上海“避难”到老家,她的家境比我鸿师要好,工商业改造后,还能得到不薄的分红。当时浙江美院大多是“贵族”,而贫农出身的只有陈我鸿,她就资助他,他很喜欢逛旧书店,遇上好书暂时没钱,就先让店伙计保存。《战争与和平》、《宋拓西楼苏帖》、《明原拓石鼓文》就是王风君掏钱给买的。这几本书,一直带在我鸿先生身边,为了生计,该卖的,都卖了,以至于卖血,就是没有卖掉这些书。我鸿师曾对我讲,他跟王风君上学时就相爱,王风君假期回上海,陈我鸿就把照片寄给他,还写了信。但王风君的父亲说他们是小康之家,不能跟剃头匠的儿子联姻。姻缘之线骤然崩断,接起来却花了20多年。
流浪岁月
1963年10月,我鸿师毕业后到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工作,这个社教团就是被定为“枫桥经验”的浙江诸暨枫桥社教工作团,“枫桥经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验。陈我鸿作为一名刚走出浙江美院的大学生,在这里稿社教不只其深浅,结果付出了沉重代价,人生轨迹因此而大变。陈我鸿到工地修水库,工地上诸暨枫桥绛霞村一个女子,长得满漂亮,陈我鸿天天见她,慢慢就好起来。我鸿师对我说:“当时也不去了解,后来别人说她是地主的女儿,我也不管这些,两个人一起去绛霞村看戏。社教队长是浙江大学的,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跑。”从此,陈我鸿就带着这个女子杨某(后来草草结婚)开始了流浪生活,他抛弃了一切。趁着夜色,离开诸暨,步行入奉化,一路上住凉亭、庙宇,有时就在草堆桥洞里凑合着过夜。后来一路乞讨到了江西弋阳。我鸿师用手指着地图告诉我:“就是这儿,是江西弋阳的曹溪……”陈我鸿什么也不会,书呆子一个。正可谓力难缚鸡,谋生乏术。他是投奔妻姊的,二姐夫好赌,他不会,就给赌徒们望哨,这样可分点钱糊口。后来,我鸿师觉如此有辱斯文,就操起画笔。有个村庄弄戏台,就让他去画。他还开始用墨铅粉给人画像,死人活人都画。纯粹为了肚子。
我在我鸿师家里见到一个怪条幅:“为腹不为目”,我鸿先生真是饿怕了。他说:“吃亏是福,吃饱更是福。”随着孩子的降生,吃的问题更不好解决。陈我鸿开始卖血,他的体质很弱,医生不给抽,他找了个熟人走后门,一月抽两次,每次300CC,得30块钱。有一次输血回来,头晕,那天是老婆生日,忘记是啥原因了,吃饭的时候。跟老婆抄架,老婆用东西砸到他头上,血流不止。他躺了五六天才恢复。
陈我鸿不通世故,家庭琐事基本不管不问,喝喝酒,看看书,还有抑制不住的是创作冲动。他跟妻子关系没有处好,曾经因为生活上的摩擦而数次自杀。刚结婚时,他买了一条烟给父亲,自己也顺手抽起一支,让妻子发现,妻子在父亲面前动手打了他。陈我鸿觉得有失尊严,抓起调绿色的藤黄,就吞下去。(藤黄有剧毒,相当于水银。)家里人急了。送他到宁波医院,陈我鸿拒绝灌肠。最后抢救过来,花了一百多块钱。1973年,陈我鸿到离家30多里的一个小厂子搞设计,一开始不错,朋友天天请他喝酒,画画也有了大进。有一天,上小学的女儿跟同学吵架,妻子赶到学校去吵,对方孩子的妈妈也去吵,她是陈我鸿朋友的妻子,他觉得很不好,就不想住下去。把家搬到奉化第二陶器厂,干了八个月,夫妻之间又吵,陈我鸿实在受不了,精神彻底崩溃。新结识的朋友看着他很可怜,就劝他忍耐。我鸿师讲到这里,使劲拧紧了眉:“小女儿刚出生,老婆把她丢给我。我想都没想,把孩子扔到雪地里。我到街上买了两瓶最差的高粱酒,到厂医务室,乘大夫不注意,偷了150多片安眠药。把两斤白酒全喝光,吞下所有的安眠药。只觉得天翻地覆地转,十二月大雪天,痛苦极了。在床上一下子跳起来,一下子掉下去。老婆发觉了,跑到医生家里把医生叫来。真可怕!人家说吃上安眠药昏迷,我根本不昏迷。医生对我老婆讲,尽力而为,但没有把握。好歹又活了过来……脱险后,又呆不下去,我只好联系朋友,到山里劈竹子,用竹子做温度计。”他一个人寂寞了,盯着一支秃笔,会小声地吟诵《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温暖的晚景
1978年秋,在奉化,我鸿师跟前妻离婚,他回忆说:“她把我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明原拓石鼓文》也拿走了,还有毕业文凭。一条破棉被给了我,那是58年我上师范时,父亲给做的。孩子她带走。”一个偶然机会,他从朋友处得知初恋情人王风君仍孑然一身,于是续起旧情,一对有情人终于重牵红线。我鸿师在奉化县城买了间小平房,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流浪生活。
我鸿师一直有考研究生的愿望,浙江美院毕业时,他报考李可染的研究生(李可染是黄宾虹的研究生),潘天寿先生和吴弗(加草头)之先生坚持让他留在杭州跟陆俨少先生学,不考研究生。我鸿师回忆道:“我们的系书记是刘苇老太太,她是跟郭沫若、郁达夫一起的油画家倪贻德的夫人。刘苇老太太跟我谈话,说工作以后不许谈恋爱,四十岁以后讨不到老婆找我负责。潘先生也主张谈恋爱应迟一点。可是毕业搞社教,我竟然看上了地主的女儿,唉!”1979年,结束流浪生活的我鸿师又报考研究生,考美术史。考点在奉化,他专业课考了八十上下分,外文不及格,没有录取。朋友吕业翔介绍他到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师母王风君放假回到杭州,可巧前妻也来,要求把孩子留下让他抚养。前妻的吵闹,又无法让我鸿师呆下去,于是由自己的一个学生引荐,到宁波工艺美术公司当临时工。
1980年3月,中央发布政策,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重新作为国家干部,奉化老家来了通知,(陈我鸿先生的户口在奉化),后来通知辗转到了宁波工艺美术公司。1981年下半年,我鸿师终于成了干部身份。1984年,画家杨象宪先生路过宁波,拜访我鸿先生。杨先生推荐我鸿师到曲阜师大,1984年我鸿师来到学校试教,1985年秋天正式调到了曲阜师大美术系。那时曲阜师大美术系刚刚从艺术系分离,美术教师匮乏,陈我鸿先生的到来可谓正逢其时。他在绘画技法、美术理论等方面都属上乘。他带着学生上山下乡写生,自己也迎来了创作高峰期。为照顾我鸿师,王风君也办理了内退手续迁来曲阜。陈我鸿的才气和学养使他很快融入曲阜的文化圈内。“孔子研究会”是一个国际性儒学研究机构,会长是孔德懋先生,复出的著名文史学者苏渊雷先生是副会长,苏渊雷被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曾与数学家苏步青、画家苏昧朔一起并称。“平阳三苏”。苏先生几次到曲阜都会找陈我鸿,陈我鸿就跟研究会的关系很密切。1986年日本静岗县书道团访问曲阜,又值新加坡总理内阁咨政李光耀曲阜祭孔,陈我鸿都被邀请参加。应该说,在曲阜师大的7年,是我鸿师生活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他艺术上发挥最好的时期,可惜正当他向着艺术的最高峰攀登的时候,竟然在1992年12月18日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年仅56岁。
敬慕贤哲
谈到对画的兴趣,我鸿师说:“我很小的时侯,父亲在家里供着菩萨像,别人以为菩萨放在家里不好,父亲就打碎了,我就大哭。父亲画个螃蟹给我看。我画画的兴趣就来了。邻家有连环画一本一本的,那时我认为画得很好,就赖着不给人家了,闹到别人来讨。”认识我鸿师的人,都说他天生是个画家。我鸿师说:“没有老师的指点,我一事无成。”
影响陈我鸿最大的,是潘天寿先生和陆俨少先生。潘先生教画论,在第一堂课,潘天寿讲了两点:一、你们要集中精力,埋头学画。要决心一辈子献身艺术。二、你们要不存偏见,博采众长。不要以学像我为满足,要着眼于创造。要记住:艺术的重复等于零!这些陈我鸿一直铭记在心。陈我鸿说,自己在困境中,正准备消沉的时候,常常想起潘先生的身世,活下去的力量马上就传遍了周身。潘天寿出身很贫苦,7 岁时父亲死了,他在农村做过农活,下过田,车水、砍柴都干过。他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师范最有名的人叫李叔同,从日本回来,修养全面,是他们的教师。后潘到上海供职于刘海粟的美专。潘到上海美专后,学校才设立了国画系,原来该校是以油画为主。潘天寿在上海主要求师于吴昌硕,他经常利用教书空余到吴昌硕处,听他指点。吴昌硕很器重他。潘天寿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他也很少卖画,一味搞学问和画画,他在艺术上非常严谨。浙派画家重骨气,其作品一般都是剑拔弩张,锋芒毕露。但潘天寿笔墨有力度而内涵,他有个图章,自嘲“一味霸悍”。潘天寿擅画写意花鸟和山水,远师徐渭、朱耷、石涛等人,近法吴昌硕;作画主张“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有所成就”。布局敢于造险,又破险。我问陈我鸿先生何为破险?他拿过《潘天寿画集》,指着一幅画说:“你看这块石头,尽量往四面扩张,石头都快出了画边了,但是他又用流水破掉。有时他会用个动物破掉,寥寥几根线,经得住推敲,其功力来自书法。潘先生主要写隶书,有时又写篆书,题画非常考究,题画是他构图的一部分。他的行书也写得非常潇洒,他的线主要得力于书法,他写字的时间多于画画……”一说到潘先生,我鸿师就收不住嘴。画累了,我鸿师就翻看《潘天寿美术文集》。
陈我鸿跟我讲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1957年潘先生来到浙美,当时浙江美院山水画系主任是吴弗(加草头)之先生。我鸿师说:“吴先生一开始看不起潘先生,说,这个乡巴佬能画画吗?就问:‘潘先生你画张画看看。'潘天寿先生是农民样子,很忠厚,不大会讲话。潘先生搔头皮,然后几笔下来,只见笔墨浓重豪放,色彩单纯,气势雄强。吴先生一下子佩服了,跟着我们叫老师。文革时,学生斗潘先生,造反派让潘先生坐着,吴先生可以坐着。吴先生火了:‘我老师站着,我能坐么?!让我老师坐。'”潘先生跟吴先生后来成了莫逆之交。潘先生曾对我鸿师说过:“找吴先生画画,你可要当心,看他画到差不多时,马上抽掉,否则就画坏了,吴先生收不住自己。”我鸿师说,我的老师都是人瑞,能跟他们学,是三生有幸。
“沉住气,慢慢来。一笔一笔画。”我鸿师经常说这句话,他还说,因为坐不住,很容易走马观花,这对自己的修养很不好。画画跟说话、写作一样都要保持一贯性,也就是要“死心眼”,不要寐着良心说、画、写。他说这些都是从陆俨少先生那里学来,又经过自己摸索得来的经验。1962年,五十四岁的陆俨少受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邀请,赴杭州任教大学四年级山水课,陈我鸿从此开始跟陆先生习画。他回忆说,陆先生的山水画法,往往是先由局部下笔,然后生发,最后成局。一反王原祁以至黄宾虹都是由大到小,先定位置,逐渐构搭的画法,由小到大,笔笔生发。陆先生常常讲:“我是画到哪里是哪里。”这种“画到哪里是哪”之法其实正式建立在其独特的“笔墨生发”的画学思想之上。从陆先生的山水画的整个框架结构来说,以浓为骨架,由浓入淡,由润至燥,常以生辣的几笔浓墨作起首,然后以干笔淡墨皴擦。如果将先有一画作为“启”,那么后一画便为“随”。作为先导的“启”笔是主,而后继的“随”则必然是根据前一笔的或大或小,或浓或淡,或燥或润,或疾或缓进行补笔。一笔接一笔,一笔复一笔,如此反复生发。如波连潮涌,笔笔紧跟,往复更叠,不能自止。陆先生作画从不打草稿,虽巨幅经营,也只大体安排位置,然后下笔,不受拘束,笔随神行,奇思壮采,合沓而来。我鸿师非常推崇陆俨少先生的艺术观,比如:“窃以为学画而不读书,定会缺少营养,流于贫瘠,而且意境不高,匪特不能撰文题画,见其寒俭也。”“我自己有一个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有人把看画也叫读画,画读得多了,胸中有数十幅好画,默记下来,眼睛一闭,如在目前,时时存想,加以训练,不愁没有传统。”我与我鸿师接触,见他什么书都爱读,他喜欢读欧文·斯通的传记,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文和书法。喜欢哈代的小说(尤其喜欢他的《卡斯特市长》)有一次,我专门给他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他大为欢喜。当然,读的最多的是名画家的画作,我从他那里知道了石涛、八大山人、赵子昂、方从义、董其昌等等。
顾坤伯也是陈我鸿的恩师,反右倾的时候,有人说:“光领工资,不干活的,比如胖得像猪一样的顾坤伯先生。”顾先生气得鼻子都横起来,竟气病了。管事的不让他到病房,就在走廊上。我鸿师说顾先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上课,宛若春风坐帐,一片祥和。他主张:“画艺须师造化,又师古人,融合为循环式圆圈,天人相接,自达妙境”。迄今不忘。陈我鸿对顾先生的笔墨非常崇拜,他为自己上大学时没有化更多的力气钻研顾先生笔墨而后悔不已。他认为中国山水画这跟线,到了顾先生手里是正宗,尤其对顾先生的用色推崇备至。比如将唐宋金碧山水的浓艳与元明浅绛山水的清淡融为一体,青绿设色独具风格,给人以秀丽清新之感。对此,陈我鸿心向往之。顾先生从前贤处得笔墨,得意气;从造化处得灵秀,得天籁的从艺之法;顾老苍浑中有清润,沉着中见秀逸的画风也深深感染着陈我鸿。我鸿师还向我介绍了补白大王郑逸梅写的《吸烟肇祸的一斑》,其中写到:“无锡名画家顾坤伯;号二泉居士,从陈迦庵、吴观岱游,作山水苍浑入古。一度和我同事苏州旅沪公学,他教图画,循循善诱,成绩斐然。后来他自办奇峰国画学校,金针度世,门弟子蔚然称盛。他也是吸卷烟成癖的,有一次,临睡吸烟,烟烬焚及被窝,及灼肤生痛,才张目醒来,急起扑灭,那被窝已毁去半条,他被灼患病,不久逝世。卷烟为害如此,凡嗜吸的。能不引以为戒吗!”我鸿师一边说,一边还抽烟,他说,我这也是学顾先生啊,说毕大笑。
我鸿师让人景仰的是他景慕贤哲,真正是见贤思齐。曲阜师大的陶愚川教授,埋头数十年,孤身完成巨著《中国教育史》,把稿费全部捐给社会。他是学问大家,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和日本。我鸿师对我说:“要做这样的人,他的人品很高。有一次开个什么会,陶先生拄着个拐杖,咯哒咯哒慢慢走,后面跟着个小轿车,这是什么事呢?原来是司机师傅去接他,他说:‘我坐不惯',有意思的老头儿。”我鸿师对陶先生的学识和人格极为羡慕。
画与酒
陈我鸿大学毕业时,和三个同学去求潘先生画,潘先生好好好地应着,喝点酒,四张画从十点一直画到夜里三点。陈我鸿也跟潘先生一样,有朋友求画,喝点酒,一直画,有时竟然画到天亮。他说:“画应酬画,不能应付的。”
1989年元月14日晚,我到我鸿师家去。他正在给王林海写画展的介绍。画案上放着白瓷酒盅,酒瓶。三个小碟子,里面盛的分别是干巴小鱼,豆芽和炒白菜。我鸿师一见我,就高兴地拍我的肩膀,一手捏着酒杯,让我也喝,一边叫小女儿给我泡茶。
我鸿师说王林海画展是沙孟海题的字,沙孟海当过蒋介石的秘书啊,那字写得真好啊,绝了。我从未见我鸿师这样推崇一个艺术家。他喝一口,说:“昨天一夜没睡觉,朋友要画,我只好连夜赶,脑子里有点糊涂了。”他外边套一个黑布坎肩,扣子也是黑的,里面的黑衬衣有一个领子露在了外面,他也不顾。只顾喝和画。
那晚上我鸿师谈到了画与酒,他说:“画画必得喝酒,不能太理智,迷迷糊糊的,才能画出气,画出境界来。酒是好东西啊。”他还说,继晓的画还是太理智,我看他也需要喝点酒。
陈我鸿先生说,原来他有好多珍品,收藏价值很高。有个朋友是教书法的,每次拿一瓶酒去拜访他,让他喝,一喝醉,那个朋友就向他讨,陈我鸿就让他随便拿,结果好多就被拿走,其中有蔡元培先生的亲笔扇面。等他醒来,后悔不迭,但已无法挽回。
据刘继晓回忆,在曲阜师大时,曲阜城里有个扶兴和笔庄,老板人称龚麻子,陈我鸿经常光顾,一进门就喝酒,喝到微醉,龚麻子就准备好纸笔砚墨,请陈我鸿画,这样画了不少。有一次,龚麻子拿出清朝的纸,请陈我鸿去求陆俨少先生的画,陈我鸿已经喝到半醉,连连说好好好,居然求到了。
我鸿师的几乎所有的画都是醉后作的。1989年6月19日,我到我鸿师家,见他家客厅兼卧室的南墙上挂着《飞香走红满天春》。画面上方是枯枝斜伸、红花点点,下方是诗人李贺骑着快马飞奔,蹄踏落红。提款是“丙寅端阳老鸿狂醉写长吉诗意。我鸿师说,那是自己刚从南方搬到曲阜师大,五月端午节,大醉后画的,那时心情很好,比较得意。他说:“李贺不错,诗的意象阴森可怖。人谓诗鬼。27岁就死了。真可惜,是大天才。毛主席也很喜欢他,‘雄鸡一唱天下白'就是借李贺的。”我鸿师跟我讲的时候,也没有离开酒杯,当然我也陪他喝了一点。
我鸿师作有《酒德颂》图,画面上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席地而坐,右手擎着酒杯,身前放着酒葫芦。画上部是《酒德颂的全文:“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ke(木盍)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注],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我以为〈酒德颂〉简直就是我鸿师的自白。
我鸿师曾经画过《幽讨先生牧羊图》,师母说,为画这幅画,他哭了两天,边喝边哭边画。幽讨先生是他的忘年交,奉化董村人,一生好读书,能背诵〈史记〉,曾任国民党中央要员,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幽讨先生无意政事,留在乡里以牧羊为生,读书为乐。陈我鸿在画的题跋中写到:“八十老翁,胃纳不减,恒餐大米四两。曾与余斗酒,余大醉而卧,二时方醒。先生呵呵大唉(疑为笑—阶按),尚手不释杯……”陈我鸿跟幽讨先生饮酒是在文革时期。这幅画是为纪念幽讨先生十周年而作的。师母讲,幽讨先生有一次给陈我鸿看相,说他36岁有一劫,因有贵人相助而幸免。但逃不过56岁大劫。幽讨先生的玩笑话,陈我鸿竟然很相信。他说反正怎么仔细活都会是是56岁,干脆什么也不在乎,饮酒必醉,病不求医。谁想幽讨先生一语成谶,我鸿师竟然就是56岁上故去,令人伤悲。师母说,如果我鸿师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人世。
师与徒
我鸿师回忆说:“潘先生名气很大。有个农村小伙子喜欢画画,来拜见潘先生,先生正忙着在画室作画。师母怕他太累了,就对小伙子说,先生不在,潘先生在里面听到了,对着师母发火:‘我在就在,我不在就不在,不能说谎话。'”我鸿师对学生也如此。刘继晓当时到曲阜师大进修生物,因喜欢画画,就到美术系求教,有人推荐了陈我鸿先生。刘继晓带着一个老大的西瓜去拜师,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鸿师一点点地给他启蒙,给他推荐了一些名作,让他临摹,后来给他修改习作,领他去写生,刘继晓越画越出息。
画家尹舒拉也是陈我鸿先生的学生,他在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谈到了跟我鸿师相识的经过:“1972年初,我参加青田县的一个美术加工会。因为,我有一幅作品要通过这个加工会加工,然后逐级上送,去参加‘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我的作品叫《田园春色》……我记得当时大约有三十来幅作品参加加工会,而上送的只有五幅。我作为一个乡下进城的小毛孩,根本不知道自己这幅作品有无可能入选,心里只是将一个月的加工会,当作一种高级享受来对待。一天上午,来了一批画帘厂的大师傅,看样子是有组织来的,他们鱼贯而入逐个看人逐副幅看画。当他们来到我身后时,我觉得后脑一阵发麻。来看画的人,大多与加工会里人熟悉,他们话长话短好生热闹。只有一位中等身材沉默寡言者站在我的画前看了许久,问我是哪里人,跟谁学画等等,并说有空可以到他画室去看看。这个人自我介绍叫陈我鸿,并向我要了半张宣纸。县画帘厂在青田人的心目里,是‘美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能去画帘厂画室去看画师作画,真可谓求之不得。当天下午上班时间未到,我就到了画帘厂画室门口,少许,陈我鸿来了。他对我点点头,我就尾随进去。他说他长久未画宣纸画了,水分控制不好,边说边将他上午从我这里拿去的宣纸画出的画拿给我看。画面上一些乱石和鸡毛一样的松树,石与树的样子都很古怪。当时我怀疑水分未干,用手去触摸,方才知道是干的。我觉得好生奇怪,陈我鸿说这种纸很好,只是他十来年未画画,画得不好。我要他上些颜色看看,他顺手蘸了些赭石和花青,和着墨一笔一笔往纸上画,并告诉我山水画的用色要沉着,不能有火气。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过的词汇。我问他怎样才能学好山水画,他说多看好的画,提高眼界。我问怎样才算好的画?他说要多读画论。并说光会画,不通画论,画得再好也是‘画匠'。”尹舒拉跟陈我鸿就这样相识,我鸿师从最基本的东西跟一个初学者讲解,尹舒拉也没有辜负我鸿师的期望。师徒亦师亦友,从相识到相知到深知,成就了一段画坛佳话。
记得那年,我刚照完毕业照,整理行李准备到昌潍师专供职。我鸿师敲开了我的宿舍门。手里拿着他的赠画。题跋是“春阶仁弟一笑,我鸿醉写”。我看到整幅画乍一看很不规则,好像是糊涂乱抹,但笔笔有“来头”,狂放中带着一种落寞,率意洒脱的用笔背后,让我感觉是满纸酒气。画的前景是两个小草屋,一抹淡红的土墙;中景是一组荒寒的枯枝,枯枝上有几枝寒鸦在盘旋。远景是壁立的雪山。引我联想到放荡不羁的孤独的行者。画的压角章是“鸿飞哪复计东西”六个字。我鸿师、非常喜欢苏东坡的诗句,有时喝上酒就面对了我吟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画画的心态
我在《陈我鸿画册》上看到一幅《温溪小景》,画面主景是一株榕树,灰蒙蒙的调子,树边有一座小庙。左上角从树丛里撑出一只小舟,撑舟者是一位头戴斗笠上着红衣下着绿裤的女子,显得颇有生气。可惜这幅画上面有三处油污。舒拉先生回忆到:“陈我鸿在青田画帘厂时,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七元,当时一家四口生活十分拮据。有一次,我和他一同路过一个饮食店,门口正好在炸油条,且不收粮票。我掏钱买了两根。因为买的人很多,油条起锅就让人抢去。我怕烫手,没敢拿,陈我鸿见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灰不溜秋的纸,为我抢了滚烫的油条。回到画帘厂地下室,我和他一家好好地食了一顿美餐。饭后,才发现刚才包油条的指是一幅画。我随手拣起,陈我鸿要夺去撕。由于我手脚快,这幅画一直保留着”。
曹仁容,1943年出生,江苏苏州人。1962年师范毕业,一直从事山水画的探索与创作,师从姚颂九、张继馨、张辛稼先生,曾得诸多名家指导,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力,作品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给人以朴实浑厚、清丽明快的感受。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获奖,曾先后荣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及悉尼中国画研究会的嘉奖,出版有《吴中风光--曹仁容画集》、《曹仁容风景写生集》、《苏州水城全景图》、《苏州太湖全景图》等。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苏州市吴中区工艺书画协会会长、高级美术师等。
曹仁容的《苏州园林名胜图》,包括了姑苏众多景区的庵、庙、祠、舍、桥、塔诸名胜古迹,每幅作品的主题确定和内容选择都注重环境的烘托和形象的刻画,充分调动绘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努力突出主题,并借助丰富的想象,抓住描写对象的不同特点,适当地予以夸大和强调,删减和变移,以突出所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美感。作品还采取多种表现手法,用调配色彩韵律和再现与表现的结合,以获取象外之意,画外之趣,有繁复不乱,工整不板,清晰幽隽之趣,使姑苏的园林名胜均在他的笔底生动地得以再现,令人观之有身临其境,赏心悦目之妙。
一月开花的植物:
中国水仙——石蒜科——(1-3月),
炮仗花———紫葳科——(1-6月),
白千层———桃金娘科——(1-2月),
二月开花的植物:
木棉————木棉科——(2-3月),
深山含笑——木兰科——(2-3月),
老鸦瓣———百合科——(2-3月),
梅—————蔷薇科——(2-3月),
迎春————木犀科——(2-4月),
三月开花的植物:
白玉兰/紫玉兰/二乔玉兰——木兰科——(3-4月),
火力楠———木兰科———(3-4月)(醉香含笑),
苦丁茶———冬青科———(春)(大叶冬青),
泡桐————玄参科———(3-4月)(白花泡桐),
元宝枫———槭树科———(春),
月桂————樟科————(春),
油桐————大戟科———(春),
蚊母————金缕梅科——(3-4月),
紫荆————豆科紫荆属(苏木科)——(3-4月)(满条红),
肖黄栌———大戟科———(春、夏、秋),
金脉爵床——爵床科———(春、夏、秋),
袖珍椰子——棕榈科———(3-4月),
瑞香————瑞香科———(3-4月),
结香————瑞香科———(3-4月),
郁李————蔷薇科———(春),
贴梗海棠——蔷薇科木瓜属(3-4月),
日本海棠——蔷薇科木瓜属(3-5月),
桃—————蔷薇科———(3-4月),
紫叶李———蔷薇科梅属(樱属)——(3-4月),
杏—————蔷薇科梅属(樱属)——(3-4月),
笑靥花———蔷薇科———(春)(李叶绣线菊),
火棘————蔷薇科———(春),
金钟花———木犀科———(3-4月),
刻叶紫堇——罂粟科———(3-4月),
百枝莲———石蒜科———(春),
雪滴花———石蒜科———(3-4月),
喇叭水仙——石蒜科———(3-4月),
郁金香———百合科———(3-4月),
四月开花的植物:
鹅掌楸———木兰科———(4-6月)(马褂木),
厚朴————木兰科———(4-5月),
含笑————木兰科———(4-5月),
白兰花———木兰科含笑属——(4-9月),
珙桐————珙桐科珙桐属——(4-5月)(鸽子树),
法桐————悬铃木科——(4-5月)(三球悬铃木/净土树),
紫花泡桐——玄参科———(4-5月),
台湾相思——豆科金合欢属(含羞草科)——(4-6月),
染料木———豆科——(4-6月),
蓝桉————桃金娘科桉属——(4-5月及10-11月),
枸橘————芸香科(枳),
亮叶忍冬——忍冬科,
石斑木———蔷薇科,
麦李————蔷薇科,
梨—————蔷薇科,
樱桃————蔷薇科,
日本晚樱——蔷薇科,
垂丝海棠——蔷薇科———(4-5月),
西府海棠——蔷薇科———(4-5月),
苹果————蔷薇科———(4-5月),
黄刺玫———蔷薇科———(4-5月),
绣球绣线菊—蔷薇科———(4-6月),
棣棠————蔷薇科———(4-5月),
云南黄馨——木犀科,
连翘————木犀科———(4-5月),
金钟花———木犀科———(4-5月),
小蜡————木犀科———(4-6月),
红花檵木——金缕梅科——(4-5月),
溲疏————虎耳草科——(4-7月),
茶藨子———茶藨子科——(4-5月),
紫叶小檗——小檗科———(4-5月),
金银木———忍冬科———(4-5月),
锦带花———忍冬科———(4-6月),
牡丹————芍药科———(4-5月),
金丝梅———藤黄科———(4-8月),
悬钩子———蔷薇科———(4-5月),
紫金牛———紫金牛科——(4-5月),
富贵草———黄杨科———(4-5月),
白三叶———豆科————(4-11月)(白车轴草),
红花酢浆草—酢浆草科——(4-11月),
四季海棠——秋海棠科——(4-12月),
马蹄金———旋花科———(4-5月),
美女樱———马鞭草科——(4-10月),
三色堇———堇菜科———(4-6月),
雏菊————菊科————(4-6月),
蒲公英———菊科————(6-9月),
紫罗兰———十字花科——(4-5月),
金叶苔草——莎草科———(4-5月),
毛萼紫露草—鸭跖草科——(4-10月),
白穗花———百合科———(4-5月),
鸢尾————鸢尾科———(4-5月),
白及————兰科————(4-5月)(白芨),
络石————夹竹桃科——(4-6月),
活血丹———唇形科———(4-5月),
忍冬————忍冬科———(4-6月),
薜荔————桑科————(4-6月)(木莲),
蔓长春花(花叶)—夹竹桃科(4-7月)(长春蔓),
木香————蔷薇科蔷薇属——(4-6月)(木香藤)
木通————木通科,
紫藤————豆科紫藤属(蝶形花科),
五月开花的植物:
苦楝————楝科,
流苏树———木犀科,
雪柳————木犀科———(5-6月),
暴马丁香——木犀科———(5-6月),
四季桂———木犀科———(5-9月),
茉莉————木犀科———(5-11月),
楸树————紫葳科,
梓树————紫葳科———(5-6月),
海桐————海桐科,
光叶木蓝——豆科————(4-5月),
刺槐————豆科刺槐属(蝶形花亚科),
紫穗槐———豆科紫穗槐属(蝶形花亚科)——(5-6月),
凤凰木———豆科凤凰木属(苏木科)——(5-8月),
木莲————木兰科,
白兰花———木兰科———(5-9月),
石榴————石榴科———(5-6月),
香桃木———桃金娘科,
轮叶蒲桃——桃金娘科——(5-6月),
七叶树———七叶树科——(5-6月),
金焰绣线菊—蔷薇科———(5-10月),
多花栒子——蔷薇科———(5-6月),
山楂————蔷薇科———(5-6月),
月季————蔷薇科———(5-10月),
玫瑰————蔷薇科———(5-6月),
柽柳————柽柳科———(5-8月),
芍药————芍药科,
猬实————忍冬科,
木本绣球——忍冬科———(5-6月),
天目琼花——忍冬科———(5-6月),
海仙花———忍冬科———(5-6月),
荚蒾————忍冬科———(5-6月),
鸡蛋花———夹竹桃科——(5-10月),
黄花夹竹桃—夹竹桃科——(5-12月),
假连翘———马鞭草科马缨丹属——(5-10月),
南天竹———小檗科———(5-7月),
夏鹃————杜鹃花科——(5-6月),
红瑞木———山茱萸科——(5-7月),
四照花———山茱萸科——(5-6月),
龙船花———茜草科———(夏、秋),
水栀子———茜草科———(5-7月)(雀舌栀子),
六月雪———茜草科———(5-6月),
枸杞————茄科————(5-10月),
黄菖蒲———鸢尾科———(5-6月),
金叶景天——景天科———(5-6月),
垂盆草———景天科———(5-6月),
半支莲———唇形科———(5-10月),
扶芳藤———卫矛科———(5-6月),
常夏石竹——石竹科———(5-11月),
金叶过路黄—报春花科——(5-7月),
富贵草———黄杨科———(5-8月)(转筋草),
金边金钱蒲—天南星科——(5-7月),
菖蒲————天南星科——(5-7月),
紫锦草———鸭跖草科——(5-11月),
蜘蛛抱蛋——百合科———(5-6月),
萱草————百合科———(5-8月),
玉竹————百合科———(5-6月),
韭兰————石蒜科———(5-9月),
山姜————姜科————(5-6月),
飞燕草———毛莨科———(5-6月),
虞美人———罂粟科———(5-6月),
福禄考———花葱科———(5-6月),
腺萼南蛇藤—卫矛科———(5-6月),
华东葡萄——葡萄科———(5-6月),
蔓锦葵———锦葵科———(5-6月),
王瓜————葫芦科———(5-8月),
鸡血藤———蝶形花科——(5-8月),
金银花———忍冬科———(5-7月),
络石————夹竹桃科,
六月开花的植物:
栾树————无患子科——(6-9月),
木荷————山茶科木荷属——(夏初),
银桦————山龙眼科——(夏初),
蒙椴————椴树科———(6-7月),
女贞————木犀科———(6-7月),
火焰花———苏木科———(夏)(中国无忧花),
合欢————豆科————(6-7月),
南洋楹———豆科————(春末夏初),
广玉兰———木兰科———(6-7月),
夜合花———木兰科———(夏、秋),
南五味子——木兰科———(6-9月),
珊瑚树———忍冬科(法国冬青),
花榈木———蝶形花科——(6-7月),
金叶女贞——木犀科———(夏),
金桔————芸香科,
九里香———芸香科———(夏、秋),
蒲桃————桃金娘科——(夏),
夹竹桃———夹竹桃科——(夏),
小花黄蝉——夹竹桃科——(夏、秋),
乌饭草———杜鹃花科南烛属(南烛),
乌饭树———杜鹃花科越桔属(6-7月),
米仔兰———楝科————(夏、秋),
蜀葵————锦葵科———(6-8月),
木槿————锦葵科———(6-9月),
扶桑————锦葵科———(夏、秋),
黄槿————锦葵科———(夏、秋),
八角金盘——五加科———(夏、秋),
粉花绣线菊—蔷薇科———(6-7月),
金露梅———蔷薇科———(6-7月),
五色梅———马鞭草科——(夏)(马缨丹),
臭牡丹———马鞭草科——(6-7月),
八仙花———虎耳草科——(6-7月),
丝兰————龙舌兰科——(6-7月)
紫薇————千屈菜科——(6-9月),
金丝桃———藤黄科———(6-8月),
千屈菜———千屈菜科——(6-10月),
大花六道木—忍冬科———(6-11月),
地菍————野牡丹科——(6-8月),
香蒲————香蒲科———(6-7月),
佛甲草———景天科,
再力花———竹芋科———(夏、秋),
德国景天——景天科———(6-7月),
彩叶芋———天南星科——(夏),
矮牵牛———茄科————(6-9月),
宿根福禄考—花荵科———(6-8月),
百里香———唇形科———(6-9月),
银叶菊———菊科————(6-9月),
千叶蓍———菊科————(6-10月),
万寿菊———菊科————(6-10月),
孔雀草———菊科————(6-10月),
百日草———菊科————(6-10月)(五色梅、秋罗),
花叶燕麦草—禾本科———(6-7月),
蓝羊茅———禾本科———(5-6月),
淡竹叶———禾本科———(6-10月),
玉带草———禾本科———(夏),
杜若————鸭跖草科——(6-7月),
万年青———百合科———(6-8月),
玉簪————百合科———(6-7月),
万年青———百合科———(6-7月),
沿阶草———百合科———(6-7月)(麦冬、书带草),
射干————鸢尾科———(6-8月),
马兜铃———马兜铃科——(6-7月),
香雪球———十字花科——(6-10月),
何首乌———蓼科————(6-9月),
醉鱼草———马钱科———(6-8月),
铁线莲———毛莨科———(夏),
香花崖豆藤—豆科————(6-7月),
乌蔹莓———葡萄科———(6-7月),
爬山虎———葡萄科———(6-7月),
鸡矢藤———茜草科———(6-7月),
月见草———柳叶菜科——(6-9月),
茑萝————旋花科———(夏、秋),
唐菖蒲———鸢尾科———(夏、秋),
美人蕉———美人蕉科——(夏、秋),
睡莲————睡莲科———(6-8月),
荷花————睡莲科———(6-9月),
七月开花的植物:
杜英————杜英科,
苏铁————苏铁科———(7-8月),
紫穗槐———豆科/蝶形花亚科(7-8月),
国槐————豆科槐属——(7-8月),
矮紫薇———千屈菜科——(7-9月),
海州常山——马鞭草科——(7-8月),
糯米条———忍冬科———(7-9月),
十大功劳——小檗科———(7-10月),
水蜡————木犀科,
小叶女贞——木犀科———(7-8月),
木香————菊科————(7-8月),
宿根天人菊—菊科————(7-8月),
大吴风草——菊科————(7-11月),
求米草———禾本科———(7-11月),
阔叶山麦冬—百合科———(7-8月),
火星花———鸢尾科,
水鬼蕉———石蒜科———(7-8月),
石蒜————石蒜科———(7-9月),
夜来香———石蒜科———(7-11月)(晚香玉),
单叶蔓荆——马鞭草科——(7-11月),
绞股蓝———葫芦科———(7-9月),
凌霄————紫葳科———(7-9月),
鸡冠花———苋科————(7-10月),
一串红———唇形科———(7-10月),
凤眼莲———雨久花科——(7-9月),
八月开花的植物:
葱兰————石蒜科———(8-11月),
姜花————姜科————(8-11月),
葡萄————葡萄科———(8-9月),
中华常春藤—五加科———(8-9月),
九月开花的植物:
桂花————木犀科,
虎刺梅———大戟科———(秋、冬)(铁海棠),
木芙蓉———锦葵科———(9-10月),
铁刀木———苏木科———(9-12月),
海南红豆——蝶形花科——(秋),
洒金珊瑚——山茱萸科——(秋),
野菊————菊科————(9-11月),
血草————禾本科———(夏末),
菅芒花———禾本科———(秋)(五节芒),
吉祥草———百合科———(9-11月),
凤尾兰———百合科———(9-11月),
鹅掌柴———五加科———(秋、冬),
常春藤———五加科———(9-12月),
十月开花的植物:
羊蹄甲———苏木科,
胡颓子———胡颓子科——(10-11月),
八角金盘——五加科———(10-11月),
亚菊————菊科————(10-11月),
油茶————山茶科———(10-12月),
十一月开花的植物:
茶梅————山茶科—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总会给人清新、自然和明净的感觉。水是活体,丰姿多彩。水池内缤纷的色彩和倒影,令人欢快,引人遐想。玩水使人生活恬淡之思,教人安逸。登山使人有远高之想。山、水是自然界最有价值的景观之一。人们渴望在自己的庭园中在现这一景观,以感受对自然的回归。
之所以冠上“现代”二字,是因为根据人们的现代视觉需求,运用了现代庭院的造园素材,在庭院中进行现代的人工构筑,如亭、榭、雕塑、割断、花架等等,他们为了与别墅取得协调统一,都采用现代造型。虽然造的是现代山水庭园,但是中国传统造园的理念仍有所传承。在植物的配置上有些也采用具有几何形态的,能表现园艺美的苗木和有鲜艳色彩的地被植物做图案化种植等,以获得最佳的身心享受。
庭院文化是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核心。无论北京的四合院还是上海的石库门,历史的沉积,形成了内涵深邃的庭院文化。回顾往昔,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庭院,那分明是一座沉淀着厚重中国文化的精美城堡!它的门楼建筑,它的庭院布局,它的石刻木雕,无一不展现出庭院主人曾经的荣耀与梦想。虽然庭院主人的家族早已经被历史长河所淹没,但当我们慢慢寻觅时,其高雅的文化品位与凝重的历史底蕴,便一一呈现在眼前,仍能让人感觉到昔日雄风。
中国远在先秦时代,基于对民居四周边界的认识称房屋为“户庭”,《易·系辞上》:“不出户庭,无咎”,是指呆在家里最安全。“户庭”即家门,家门以里,由庭院和居室两部分组成。陶渊明写的:“户庭无尘土,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之一)就把这种边界说和很清楚。还有“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都讲他家的院子。白居易诗“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也都是把院墙围绕的住处,看成是一家一户的久居之所。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对于庭院有过经典的诠释:“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回顾往昔,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庭院,那分明是一座沉淀着厚重中国文化的精美城堡!它的门楼建筑,它的庭院布局,它的石刻木雕,无一不展现出庭院主人曾经的荣耀与梦想。虽然庭院主人的家族早已经被历史长河所淹没,但当我们慢慢寻觅时,其高雅的文化品位与凝重的历史底蕴,便一一呈现在眼前,仍能让人感觉到昔日雄风。
现代别墅庭院文化是传统庭院文化的回归,积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对于庭院文化生活更有着自己的诠释。
小桥,流水,人家
它的造反从中轴线开始,终止于幽秘花园的深处。
——朱大可
一、四百步
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叠山、造园这一行的,和琴师、画师、医师一样,都是凭一身薄技奔走江湖谋生,属于百工技艺、“山匠梓人”一路,叠山师计成就是这样一个人。
计成年少时喜欢绘画,师法五代写实派山水画大师关仝、荆浩的笔意,在家乡吴江同里一带小有名气。年岁稍长,他出外游历搜罗奇山异水,足迹远达燕、楚。中年回到家乡,择居在润州(今镇江)一带。
润州风景优美,当地一些爱好园艺的人,经常找来一些形态奇异的石头点缀在竹树之间当作假山。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计成去参观新叠的一处假山,计成去了一看,就笑了。朋友问他笑什么,计成说,这些假山的形态过于做作了,为什么不去借鉴真山真水的形象,非要搞得像迎春神时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的石堆呢。在场有人不服气,问他,你能叠山吗?于是计成就地取材,稍作拾掇,为他们叠了一座造型奇峭的小山。见到的人一时惊叹不已,说,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好山呢!
叠山师计成的声名很快就传到了常州一位退休官员的耳中。此人姓吴名玄,退下来前做过某省的布政使。吴公刚在常州城东买到一块地,是元朝时一位叫温国罕达的大官的旧园,十五亩见方。吴的计划是,其中十亩地用来建宅,余下的五亩仿效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的规制用来造园。他慕名请计成前来主持其事。计成接手此事后,先察看了园基情况,发现地势很高,探究附近的水源又发现水很深,还有数株高大的乔木,大可合抱,虬枝低垂。根据这一地理环境,计成提出了他的造园设想:一是叠石,让高的更高,二是挖土,使洼地更深,再让所有乔木都错落分布于山腰,在部分外露的屈曲盘驳的树根间隙中镶嵌石头,这样就有山水画的意境了。他还提出沿着池边的山上构筑亭台,使高低错落的亭台倒影于水面,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到时园中境界一定让人大出意料。不数日园子建成,吴玄大为高兴,说,别看这园小,从进园到出园,只有区区四百步,但那些所谓的江南美景,全在这四百步中了!
久历官场的吴玄是东林党人的反对者,深深介入了那个时代的党争,造园期间两人就时局是否进行过交流已不可考,但也有证据表明,计成对他的政治态度并不以为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计成看来,人之一生,说白了不过是轻如微芥,寄寓天地,对人事何必有青白眼之分?管他东林不东林,还是知足常乐为好,在园中探梅赏花、煮雪烹茶,那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
二、名园
这是1623年间的事,以后几年里,计成又陆续接了些小工程,虽然只是片山斗室,但能够把胸中丘壑化为现实,他还是兴兴头头地去做了。不久,内阁中书汪士衡邀请他在仪征县的銮江之西主持建造“寤园”,计成又一次得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此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计成的神来之笔是在园内建了一条“篆云廊”,此长廊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观者无不称奇。此园一出,和先前他为吴玄造的吴园一道并称大江南北。
汪士衡与戏剧家阮大铖是朋友,寤园落成后不久,汪邀请阮大铖来玩。阮大铖此时正因名列逆案丢了官,因时局不靖移居南京库司坊,于是坐船从南京来到仪征,在寤园的花柳水淀之中住了两个晚上,玩得很尽兴,对造园师的匠心赞叹不已。计成的聪明劲儿和质朴爽朗给阮大铖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园艺,他们在书画方面也很有共同语言。临别时,阮大铖表示,他回去要把老家怀宁的一块边角余地,剪除齐膝高的蓬草,叠石为山,经营为园,作将来读书弹琴之所。
“以后一到良辰佳节,我就优游在我那个石巢园中,穿着五色衣,唱着紫芝曲,用兕觥盛酒为父母祝寿,就这样快乐地度过此生,那真是太幸福了!”
阮是个对功名非常热衷的人,此时虽受东林党人攻击官场失意,形同放逐,但他日日谈兵论剑,总想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权力场。此情此景下,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却也不似心口不一。他希望他那个园子到时也让计成来做。
此时的计成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准备把叠山造园的心得写成一本书,这样儿孙们再不济也能凭着这门手艺谋得一门营生。在建造寤园的空闲中,他已经整理出了大部分图式和文稿,并把这本书题名为《园牧》。他想把这本书的内容再充实些就付梓刊刻。这份心情就如同那时代的文人墨客出版自己的诗集一样迫切。
1631年深秋的一天,生性好客的汪士衡又邀安徽当涂县的一位朋友曹元甫来园中游赏。曹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过户部主事、河南学政,汪士衡对这位前辈执礼甚恭。计成作为此园设计师,和主人一同陪着曹先生在园中盘桓了整整两日。曹先生和先前到访的阮大铖一样对此园景致赞叹不已,他说自己仿佛走进了五代时期的一幅幅山水意境中去。酒酣耳热之际,他建议计大师把这些造园方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曹先生看来,称得上不朽之盛事的,不仅仅是纸上文章,像计大师这样以机心作毫、以大地作纸,做的才是山水大文章。计成就把先前所作的图式和文字拿出来给他看。曹先生一见,对这个造园师不由又高看一眼,但他对《园牧》这个书名提出了异议:“这是一本前无古人的著作,是你独出机杼的开辟和创造,称‘牧’虽不失谦虚,但还是改称‘冶’更妥当。”
1634年,一个叫郑元勋的扬州人辗转找到计成,委托他对刚购置的一处废园进行改造,“将营以为养母、读书之所”。这个工程耗时一年,在芦汀柳岸之间的逼窄空间略为规划,就营造出了空灵而幽远的意境,而且一扫陈腐之气,庶几有朴野之致,主人大为满意。园成之时,正好著名画家董其昌在扬州,因其园处于柳影、水影、山影之间,特为取名影园,还亲自题写了园额。值得附记一笔的是,郑氏家族在扬州城内还有许多产业,郑元勋的几个兄弟分别建有休园、嘉树园、五亩之园,论规模之大、营造之精致,都以影园为最。
郑元勋认为计大师造园的成功,在于随机应变,掌握规律又不拘泥,从心不从法,又更擅长现场指挥,经他一双巧手,顽石也能变得灵巧,郁塞的空间也会变得流动通畅。他称道计成指挥造园的能力已独步天下,“吴友计无否(计成字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一失,故无毁画之恨。” 他开玩笑说,你有那么大的才能,寻常小园的水石造景已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学,要是把天下名山都聚集于一处,把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都供你驱使,再收集世间所有的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你布置,让大地面貌焕然一新,那是多么快意的事啊,可惜的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有如此财力啊!1644年甲申之变后,郑元勋积极投入守城抵抗,却由于一句传言死于扬州人的误杀。一代名园随着主人的故去凋零了。几十年后,当地一个作家李斗把它作为繁华年代的凭吊旧迹收入了著名的《扬州画舫录》:“影园在湖中长屿上。古渡禅林之北……董其昌以园之柳影水影山影而名之也。……崇祯壬申,其昌过扬州,与公论六法。值公卜筑城南废园。其昌为书影园额。” 此是后话,不提。
三、“烟霞格”
1635年,计成终于完成了这本关于园艺的书,由阮大铖资助出版。书共三卷,从相地风水、亭台门窗、墙垣屋宇、铺地装折、选石掇山等方面总结了自己一生造园心得,书中还配上了数百幅他亲自手绘的插图。书刊刻时,他听取了当年曹元甫先生的建议,正式定名为《园冶》。在书尾的“自识”中他再次表示,欲将此书传给两个儿子计长生和计长吉,希望他们藉此能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糊口。
这一年计成53岁。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久经风尘,他已厌倦为生计到处奔波的生活,长年逃名于山水之中从事园艺营造,与土木草花打交道,似乎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这一年为崇祯甲戌年,他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的不安气息。末世光景下,大凡有些钱财的到处都在觅地隐居,他为人造了一辈子的园,到末了却连一块地都买不起,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实在太失败了。让他有生不逢时之叹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正当他的造园技术炉火纯青、大可施展才华之际,天下却处处都是末世光景。他安慰自己说,当年诸葛武侯、狄仁杰这样的大才都受到时运的限制,何况自己这样一介草野闲散、以造园为业的人呢?
话是这么说,计成造园的名声还是随着这本钤着“扈冶堂图书记”方形篆书的书不胫而走。诗人郑元勋在题词中一句类似广告语的“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不问途无否?”,为这本书招揽了不少读者。太常少卿阮大铖的序文,更成了时人称诵的好文,一句“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侬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使士林中人也要引这个画家、园艺师为同道。阮大铖对大他五岁的计大师的这本书充满着无限的热情,除了出资刊刻,他还有《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一首,称颂计成“烟霞格”之成就,在阮大铖看来,地处东南繁华地的计大师,就是引人遐想的一片幽石:
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
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
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
精卫服麾呼,祖龙逊鞭策。
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
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
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
弄琴复衔觞,悠然林月白。
诗中“一起江山寤”的寤,就是当年计成在仪征县为汪士衡修的寤园,那时阮大铖还特意从南京过来,在园中逗留两日。
在计成看来,叠山行业中,造园师是灵魂,工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占十成中的一成。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强调自己与普通的匠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他认为造园结构之精要,妙在因地借景,得体合宜,而这样的工作不是普通工匠所能胜任,也不是园林主人自己能完成的,必须聘请专业人士来做,才能合理布局,节省度支。
那么什么是因借、体宜呢?在书的卷首他开宗明义来了一番解说:
所谓“因”,就是要随着地基的高低,留意地形的端正,如果有树木阻挡了观景视线,就要修剪枝条,如遇泉水溪流,就要引注石上,让水石相互映衬;适合建亭的地方就建亭,适合造榭的地方就造榭;园中的小石不妨设置得偏僻些,但引导布置一定要蜿蜒曲折,这一些就是精而合宜的含义。那么“借”呢,就是园林虽分为园内园外,取景则大可不必拘泥于近景远景,晴山耸立,古寺凌空,都是好的,就要尽量纳入我们视野中,至于那些不够风雅的场景,就要屏蔽之,不管它是田野还是村庄,这就是巧而得体的意思。
那么如何去“借”呢?在这本书的末尾一篇“借景”,计成亮出了他的拿手绝活,他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把这关键的内容放到书的最后,这也是计成的有意为之。只有虔诚的阅读者才能领悟他造园叠山的奥妙,那些资质愚鲁或急功近利之徒即便拿到了书,读不到最后一页还是抓瞎。
计成说,叠山造园,没有成法和格套,全在造园师的随机变通,比方说,一般在假山布局时不把主峰石置于中心位置,但有时因地形和建筑物的影响,也可以把主峰石放在中心位置。计成批评那种下洞上台、东亭西榭的陈旧笔法,唯求一新:屋宇造型要新,亭榭布置要新,窗牖和栏杆的款式要新,甚至庭院铺砖的纹样,也要根据砖的质材、长短,选用人字纹、席纹、斗纹等等。他还首创了山石筑池,后世造园师多有沿用。方法是用薄如板状的片石做底,运用等分平衡法在上面叠石,将池底石板的边沿压实,使四边受力均匀。他说,如果不这样做,池底的石板就容易碎裂,一旦产生缝隙,即使用油灰去涂抿,池水还是会慢慢流失。
又如园中叠山,计成最反对居中放置,主张随处散漫,在他看来,要是厅堂前高高地耸着几峰,那就是最大的败笔。楼阁须建在厅堂之后,可立半山半水之间。亭子的样式各种各样,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至十字都可以,但建造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还是要依据周围的环境来定。长廊在园中是游览的路线,应该曲折悠长,随势赋形,或蟠山腰,或穷水际,在尺方之地要让人有无穷无尽之感。
计成把师法自然作为了园艺创造的根本。他认为,新方法、新技术只是手段,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同时他也警告后世的造园师,必须把“雅”作为时刻遵行的艺术格调,使之可游可居,可行可望,因为即便是仙境一般的园子,也都是要住人的,而且住的是一群有一定生活品位的人。所以这本书在讲着土木技术的同时忽然也会发几句感慨,也正是这些闲笔里传达出了计成已然文人化的生活旨趣:寄身于这世事多变的幻黄世界中,没必要那么热衷于政治,人生短暂,还是知足常乐吧。
同时这本书也传达出了计成刻意追求的文学趣味,或者说,这本书是他脱离山匠梓人加入文人圈子的一个努力。虽然多年造园生涯中他与文人社交圈时有接触,他们中也有人称道他的画好、诗好(董其昌就称赞他的诗“秋兰吐芳,意莹调逸”),但他知道自己与他们还是有着距离,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文人化的写作逾越这段距离,从而真正迈入到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群行列中去。今天的读者已很难想象,一本出于造园师之手、通篇谈论土木技术的书(共计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篇),竟然篇篇都是四六骈偶,即便用那个时代苛刻又不无陈腐的文学标准去看,也是不乏可圈可点:
“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
“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山容蔼蔼,行云故落凭栏;水面鳞鳞,爽气觉来欹枕。南轩寄傲,北牖虚阴,半窗碧隐蕉桐,环堵翠延萝薜。俯流玩月,坐石品泉。苎衣不耐凉新,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虫草鸣幽。”
用今人的话来说,这样的句子还是禁得起白相白相的。
当年是阮大铖资助才使得这本书刊印天下,日后,也正是受阮大铖的牵累,此书在明亡后的三百年内寂然无闻,甚至一度还列入了政府的禁书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印有“安庆阮衙藏版,如有翻刻千里必究”字样的阮氏出版物,在清朝被视为非法出版物,几乎都遭受了收缴、焚毁的命运。阮大铖在明朝最后几年因名列逆案早已声名狼藉,再加上他降清,一直以来他都是以一个变节者的形象为世人所不齿,计成的这本书遭此厄运,也算是殃及池鱼吧。再加上此书本就印量不多,销售无利可图,官方也无收藏,慢慢地这书就散佚湮灭了,唯有稍晚的生活鉴赏大师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简略地提起过这本书。
这一切,当然不是计成1635年出版此书时能提前预料到的。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造园师,土木花草之势,他可以了然于胸,但天下之势,他又怎能看个分明?
四、张南垣
生于万历十五年的张南垣小计成五岁,当计成声誉日隆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画家。张南垣喜画人像,更通山水,走的是倪云林、黄子久笔法,年轻时,渴慕画艺的张涟一度还投到当世书画大家董其昌门下,其聪慧、诙谐的个性和良好的艺术感觉,曾给后者留下过深刻印象。
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张南垣是什么时候终止绘事投身到叠山行业中去的。但他后来在这一行能够脱颖而出,与早年的绘画经历还是有着很大关系,著名的黄宗羲就曾称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山水画的意境带到了园林中——“移山水画法为石工”。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诗人吴伟业从南京国子监司业的任上回到故乡太仓,参加他的老师复社领袖张溥的葬礼,没等他回到南京,升任他为左中允的任命书就到了。但吴伟业并没有去北京就职,而是在太仓隐居了下来。这一年他33岁。对于吴伟业过早的归隐,有一种说法他是为了给嗣父(也是他的伯父)守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恐惧和天下不靖的忧虑。无官一身轻的吴伟业一边优游山水,一边与名妓恋爱,写作香艳的爱情诗歌,但他最放在心上的还是营建“梅村别墅”。
此园位于太仓卫之东,前身乃是万历朝吏部郎中王士骐的贲园,吴伟业买下它后经营了许多年,至清顺治十四年方大功告成,而主持扩建改建工程的,正是他的朋友张南垣。张南垣的晚年,吴伟业还应请为他写过一篇传记,这篇收入《梅村家藏稿》的文献是迄今为止有关张南垣一生的最为权威的传记。
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张南垣本名张涟,南垣是他的字,原籍华亭,后移居秀州,所以也可算是半个嘉兴人。到张南垣投身叠山造园这一行当时,江南园林之盛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别家造园,总是费尽财力,搜罗造型奇特的巨石,尽力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运输途中这些巨石须用粗长的绳索绑扎,还要把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把牛马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途中还要毁坏城门、把道路弄得坑坑洼洼,造价实在太高。在张南垣看来,这样的笨伯功夫只是得着了叠山造园的皮毛而已。群峰入云,深岩蔽日,那都是大自然造化之恩赐,就是有多大的财力也搬不过整座山的呀!所以他垒石筑山前必先察看现场地势,“平冈小坂”也好,“陵阜陂陀”也好,“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筱”,让人在视觉上感到园墙外还有奇峰绝嶂,就好像处于大山之麓一样。
张南垣叠山,选材多是当地容易采办的太湖石、尧峰石之类,利用自然地势,把假山的脉络起向安排得忽伏忽起,再在假山周围,驳出池塘、沟渠,形成曲折迂回的沙岸,种上长年不凋的松、杉、桧、栝的乔木和茂密的竹林,使人不必费力攀爬就有置身山麓溪谷之感。园艺怎么可以只是一场场疲于奔命的劳役呢,它应该是一个揭不穿的魔术,一台永远也不需拆卸的布景,一草一木间都应该有叠山师的灵性在。张南垣的这一造园理念深得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赞赏,董其昌就曾经这样说过:“江南诸山,土中戴石,以前黄公望、吴仲圭等书画大家都经常说到,张南垣这么做是真正懂画脉的人啊!”
叠山造园属百工技艺,张南垣以一匠人得此激赏,引得当时文坛宗主钱谦益及王时敏、朱茂时等名流纷纷与之订交,豪绅官宦们更是蜂拥着上门礼聘。江南向来豪奢,兴建私家园林早从嘉靖末年起就蔚成风习,一个叫沈德符的作家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这样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像王世贞这样的大文士甚至这样认为,在盖房子与筑园林之间,应该以筑园为优先,原因有二,一是房子只是安顿身体,园子却能安放灵魂;二是房子只给自家和子孙带来好处,而一个精致的园林,却能让更多人受惠。当时名园,除了前面说到的计成设计的吴玄的吴园、汪士衡的寤园、郑元勋的影园之外,声名颇著的还有钱谦益的拂柳山庄、祁彪佳的寓园、王稚登的半偈园、陈继儒的婉娈草堂等,对这些退休官员和有避世情结的士人来说,有一个自家的园子,就有了一个脱弃尘俗的艺术生活的空间,也就意味着在乱世中觅得了一方清净地。到张南垣的生意最为火爆的年代,旧风气未见消停,一批新贵们却已经起来,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享受富贵,于是攀比造园之风愈加盛行(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的研究发现,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的园林主要是生产性质的,到十六世纪后半叶,园林转变成了奢侈消费的物件)。最忙的时候,每年总有十几家抢着要张大师去主持造园,能请到张大师的主人家,喜笑颜开,觉得很有脸面,请不到的人家,自然就十分地怨恨。据吴伟业统计,近五十年的造园生涯中,张南垣大师的足迹除了华亭、秀州外,还遍布南京、金坛、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好多地方他每次去都要逗留数月。《清史稿》里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应该没有夸大。他的作品,除了为吴伟业做的那个前后费时十八年的梅村别墅,较著名的还有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松江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嘉兴吴昌时的竹亭湖墅、太仓王时敏的乐郊园、吴县席本桢的东园、嘉定赵洪范的南园、金坛虞大复的豫园等等。
吴伟业在传记中说,长年浸淫此道,张南垣已经通晓了草木土石的性情。每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乱石成堆,有的平放,有的斜搁,张南垣徘徊不前,四下观察,山石的正侧横竖、形状纹理早就都默记于心,一俟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他早已了然于胸。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凿装饰,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疏密倾斜也都十分巧妙。
造园之时,张南垣常常高坐在一间屋子里,一边与客人说说笑笑,一边指挥工匠说,某棵树下的某块石头可以放在某地。眼睛都不往那儿看,手也不往那儿指,好像金属已在炉内冶炼,就不必再借助于斧凿来捶击了一般(“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用悬锤来检验,也一寸都不差。知道他性情的主人,不会在规划、工期、质材等方面过多地干涉他,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半瓶子醋的东家,自以为精通园艺,张南垣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思去做了,路人见到,一眼就会看出来: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本意啊。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时代作家黄宗羲读到了吴伟业文集中的两篇传记(还有一文是《柳敬亭传》),不满意吴的过于文学化的表达,他赌气也写了张、柳两篇传文,欲与之一较高下,他不无刻薄地批评说,吴文“倒却文章架子”,他改写这两篇传文,目的在于“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至于传主张南垣和柳敬亭,“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且不说黄宗羲改写的《张南垣传》好多细节都是从吴伟业处沿袭而来,他的文章其实也不见得做得如何高明。黄对张南垣本人和他的园艺事业的不以为然,也可以看出他和吴伟业在价值取向、美学趣味上的殊途异趣。
五、梅村别墅
“肥而短黑,性滑稽”——这是吴伟业传文中毫不避讳的描述,可知他的这位大师朋友其貌不扬,长得又黑又矮,然又性情滑稽幽默,是一个东方朔式的人物。他喜欢讲段子,喜欢拿街头巷尾那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谈笑,有时他讲的一些桥段因为见闻陈旧,反而受到别人取笑,这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也不以为忤。这样一个有趣得紧的人,又有一手好活计,自然人缘就好,当世名流也乐于延他为座上宾,张南垣与他们与布衣论交,一点也不局促。
有一则关于张南垣与吴伟业的故事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说的是张、吴一起看一出戏,演的是以朱买臣休妻为题材的《烂柯山》。剧中有个角色张石匠,台上演员因有张南垣在场,念白时特意把张石匠说成李木匠,以示避讳,吴伟业听了,拿折扇敲着茶几说:“有窍。”有窍是吴地方言里夸人机敏的意思。旁人听了,哄堂大笑,张南垣则是默不作声。不一会,戏演到朱买臣妻子认夫,当朱买臣唱到“切莫提起朱字”,张南垣突然也以扇柄敲着茶几,说:“无窍。”一下举座为之愕然。众所周知,吴伟业在顺治十年应两江总督马国柱之荐不得不扶病入京,在新政府由侍读、纂修官一路升任至国子监祭酒,张南垣以朱买臣之“朱”来暗示朱明王朝之“朱”,实是戳到了吴的最痛处,以致戏还没演完他就匆忙逃席。这个故事见诸王应奎的《柳南续笔》、钱泳的《履园丛话》、顾公燮的《丹午笔记》等当时的多种私家笔记,黄宗羲的传文老实不客气地引述了这个故事,能借此刺激一下吴伟业这种仕清的“贰臣”,这个老牌遗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张南垣为诗人(这是吴伟业最喜欢的一个身份)设计建造的梅村别墅占地约百亩,错落于山陂河池之间。园外长垣缭绕,园内清水萦纡,曲径通幽,据吴伟业自述里面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旧学庵、桤亭、苍溪亭等胜迹。吴伟业曾写下许多不无夸耀意味的诗歌自述他在园内的悠闲生活:诸如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这样的意境还是让人向往的,更不必说桑落酒香的田园之乐里还有一份闲窗听雨摊诗卷的从容,但一句惯迟作答爱书来,还是掩不住春草般渐长的孤独。这个园子在明末之前已蔚成规模,后又不断扩建、重建,即便是后来被迫任职北京的三年,吴伟业也常起故园之思,不断写信给三弟,要他妥为照顾,时常修葺,等待自己脱离尘网、白衣还家的一天。
顺治十四年,吴伟业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梅村别墅。归家的第一年里他闭门不出,所做的唯有一件事,“莳花药,治园圃”。他从某大户人家那里购买了数种名贵牡丹栽在园中,并又兴建了园子的最后一项工程,添置了一处叫鹿樵溪舍的新景点。这一年他已五十岁了,在荣耀和屈辱交相催迫之下,他已深深体会到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他决意后半生就在这园中,如一朵孤云飘出所有人的视野,读书、写诗、游山赏花,与偶尔来访的客人谈文论艺,他这样规划余生当然不错,但事情不会像他设想的那样顺利,他还得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数番惊魂,牵累于科场、奏销几个大案,好几次走到被碾灭的边缘。当他在1672年立下“敛以僧装”、碑前只刻“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个遗嘱时,他回首平生必有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之感,而他的内心里,肯定还在燃烧着愤怒和嗟怨的火苗。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已先于他去世),这个园子还是他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牵念。
对他来说,这个凝聚着自己和张南垣大师十余年心血的园子,乃是他孱弱心灵的一个柔软的躯壳,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比《圆圆曲》和所有“梅村体”诗歌加起来都要重要得多的作品。他把它看作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遗产,这样对儿子说:“吾生平无长物,唯经营贲园,约费万金。”
吴伟业与张南垣相隔一年去世,吴伟业的死,让同时代作家感叹这个时代在吴之后再无文章——“先生亡矣,一代文章尽矣”,吴的好友顾湄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说——张南垣却没有把他的不世技艺带进坟墓。吴伟业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告诉我们,张南垣有四个儿子,都继承了乃父的技艺,尤以其中的张然、张熊精于此道。张然造有石氏“万柳堂”、王氏“怡园”,张熊造有朱氏“鹤洲别墅”、曹氏“倦圃”、钱氏“绿溪”,都是驰名江南的名园。1689年,张然应召前往京城,这个宫廷园艺师为皇家构筑了“瀛台”、“玉泉”、“畅春苑”等多处胜景,其水石之妙,皆有若天成,这也算是一代造园师张南垣留给这个世界的余响吧。晚年的张南垣谢绝缙绅官宦的邀请,自己在老家鸳湖边造了三幢小屋,隐退养老。他对前去看望的吴伟业说,自己造了一辈子的园,几十年来已视名园别墅改换主人为寻常事,金阁楼台在兵火中转眼成荒烟蔓草,平泉花石,终属他人,一边造园,一边卖园、毁园,那都是理势必然,也是没奈何的事,江山都可以轻易改变颜色,何况区区一园?这番话,让自感忍死偷生罪孽深重的诗人深为触动,所以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老朋友的最后请求:
“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
六、金童玉女
故事的开始,是一场举行于1620年的婚礼。新郎祁彪佳,来自绍兴山阴梅墅一个充满浓郁知识氛围的大家族,其父祁承爜是越中著名藏书家,澹生堂所藏宋刻元版名重江南,几位兄长都是当地有名的戏剧家。新郎长得异常英俊,人又早慧,几年前通过了省试,眼下正在向更高一级的进士功名迈进。稍小于他的新娘商景兰,小字媚生,是年十六岁,是同郡会稽人氏,父亲商周祚在工部任职,她自己则是一位芳名远播的闺秀诗人。这琴瑟和谐的情形令祁、商两家的亲友羡慕不已,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被称作金童玉女的绝佳组合。
在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后生活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异地度过的。祁彪佳中进士后先是任职福建兴化府,做了一名基层法官,七年后的1631年,他得到了提拔,赴京出任右佥都御史一职。商景兰陪伴夫君辗转于这两个任处,除了祁彪佳偶尔因公出行,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祁彪佳去北京任职没多久,商景兰即于次年二月北上,她的丈夫忠实记载了他们相见的欣喜:“壬申二月十一日饭后,家奴来报,内子单车疾骑而来,已抵近郊。惊喜过望,乃以班役迎之至。则长途之辛苦,旅邸之寂寞,交相慰藉。”无疑,他们是相爱的。祁彪佳那些年的日记几乎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其公务活动和夫妻共同生活的每一天,虽然日记里时常会出现社会混乱和宫廷阴谋的不和谐音,但祁彪佳相信,对诗歌、戏剧、书籍的共同爱好,会让他们在艺术的氤氲气息中相爱着过完一生。
1635年初秋,是为崇祯八年,三十三岁的祁彪佳从御史任上告假,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山阴梅墅故里。如果时间倒推上去,此时距大明覆亡还有十年。几乎不需要适应,他就完成了从一个政府官员到致仕士绅的角色转换,忙着经营族田,建造慈善机构,为贩卖到妓院的女性赎身,旱涝季节救济灾民等一干杂务。空闲下来,他会偶尔去朋友家听戏到天明。一个月里有几天,他会带着商景兰操小舟出游,或在愉快的山行道中随处欣赏四周景色。
在短暂的出游途中,他看中了离家约三里一处叫寓山的地方,想在那里为自己造一个园子。那是两个连绵的小石山,童稚时代他经常和两位兄长祁逡佳、祁豕佳一同去游玩。他喜欢那里青绿藓苔覆盖着的石头,喜欢带着充沛水汽的潮润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某次和商景兰一起乘舟经行,“卜筑之兴遂勃不可遏”。他说,造一个园子安顿自己疲乏的身子,是他在京城时就常怀有的梦想:当居官之日,亟思散发投簪,以为快心娱志,莫过山水园林(《居林适笔引》)。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他希望这也是一个安顿爱情的园子。
七、寓园
建造寓园的计划得到了他父兄的支持。开始他以为这是个简单易行的小工程,要营建的“不过山巅数椽耳”,不会牵制太多的精力。及至真要动手了,方知大是不易。好友张岱祖上多有名园,城中石介园、天镜园多是他家物业,他告诉祁彪佳说,这造园事,哪怕一亭一阁,都务必恰到好处,否则就有煞风景,就以他高祖张天复筑的筠芝亭而言,后来所建造的楼、阁、斋,多不如它,原因就在于,多一楼,亭中多一楼之碍,多一墙,亭中多一墙之碍。这启发了他,就好比于宣纸上作画,画家总要搜尽奇峰打草稿,于山水之间造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接下来一段时间,他置族中事务于不顾,开始频繁外出。有时一个人出门,有时和妻子共行。夏日的某一天,他们跑到杭州,雇了一只湖船,从断桥开始游到西泠、孤山一带,看了江氏、杨氏、翁氏好几家园子,直到月亮在天角显现才回到客栈。几天后,他们又去看了南屏山下几家园子,归途中,过于疲惫的祁彪佳睡着了,“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醒来后,他们从雷峰塔到定香桥一路闲步于堤上,直到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他们才从湖心亭坐船回去。
外人看他流连山水园林,日子过得轻松惬意,实际上他都快被园子的事折磨疯了,连做梦都与造园有关——“每至形诸梦寐”。看他那段时间的日记,所到之处至少有鉴湖、新桥、项里、蕺山、樵风泾、翠峰寺、禹陵、天镜园、快园等,沿途看到别处好的景致,就想有朝一日移到自己的寓园里来:
“登舟泛鉴湖,时雨后忽霁,诸山倍有苍翠之色。”
“午抵庄前,坐卧一小桥上,流水回绕,修竹映带,幽雅有濠濮之趣。”
“偕内子理棹游刘氏园,泊舟于南门,延张景岳诊脉,便道游小隐山,至钱麟武庄,以主人正宴客,遂返棹三山之画桥,停舟少顷即归。”
“放舟从新桥至项里,登水口一山眺望形胜,复从项里出秋湖,由宜桥泛壶觞,时西日街山,落霞相映,与友人坐新舫楼上,意气和畅,散步自柳西别业,泊于跨湖桥下。”
“晓起,方栉沐已抵天镜园,畅游其亭榭最胜处,饭后放舟九里,与友人步于表胜庵,共坐鸥虎石上,一望旷绝幽绝,无不狂叫。从山趾下欲游天瓦庵不果,至水锯山房,旁一溪喷薄而至,两石挟之飞舞,假欲搏人。山房为陈太乙所创,今已荒落,予辈憩玩不忍去,山雨欲来,乃促而登舟,仍从兰荡至双溪港晚泊。雨彻夜。”
时常,他一日里要跑好几个园子。冬日里的一天,风色颇劲,他坐船至樵风泾,先游一户姓冯人家名为“松舫”的庄园,再至稍南面的宜园(他发表意见说,这个园子的地理位置甚佳,但主人制作过于纤巧)。宜园前面的范氏远偏楼,也顺路一观。又跑到禹陵去看几个园子,直到天色向晚,起了风,雪意也越来越浓,他还游兴未减,回来时船过东郭门,想到前辈文人王思任的通明亭离此不远,又下船前往请益。游得最晚的一次,他登蕺山,游淇园,又去一处僧舍,自山后从城下,步入舟次,抵家已近后半夜了。还有一次,久雨新晴后的一天,他又连跑数园。先是和诸友一起去卧龙山北坡游御史韩五云的别业“快园”,然后在一个叫张介之的朋友的陪同下,坐船游石介园,再游梯仙谷,登船楼,最后一站到张岱家里,小叙一会才回去。
这些短途出行,使那个园子的形象在他脑海中一日日清晰起来,途上山水都成了胸中丘壑了。另外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新写了一本遍述越中诸园的叫《越中园亭记》的小书。
自1635年冬天至1637年春天,将近三年时间,祁彪佳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造园之中。每天清早,晨光乍吐之际,他就由仆人驾着小舟,向着寓山工地进发,三里路途真恨不得一脚就跨过去。即便风骤雨狂,也要按时前往。无论寒冬酷暑,回来都衣衫尽湿,身子骨也好像累得散了架。救荒、保甲及族中一干冗杂事务,都是夜晚回家后再作处理。为此他自嘲,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园子,把家财都耗尽了(“橐中如洗”),身体也搞垮了(“病而愈,愈而复病”),说是“此开园之癫癖也”,但这一“雅癖”,还是让他有一种于致仕生活中找到人生另一个出处的成就感。
当寓山的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北方的局势已越来越动荡。尽管迟滞的邮传使得当时的南方和北方就好像在两个各不相干的世界里,但通过邸报、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之口,有关北方动乱的消息还是频繁地传入了祁彪佳耳中。就在祁彪佳夫妇回到越中的那一年,高迎祥、张献忠部破凤阳、焚皇陵,明廷震动,次年,李自成部克和州,陈兵逼江浦,南都骚然。其间,清军的入侵也使京师使度戒严。看来时局的坏消息并没有败坏祁彪佳经营园林的兴致。从日记我们知道,崇祯九年正月十六日,他听到了“流寇已渡长江”的传闻,这让他颇是踌躇了一阵,但时隔一天,他就又出现在了寓山工地,“垒石成峰”。几天后,他又和几位兄长来到工地,“搜剔山中有古石奇峭者,不觉抚掌称快”,兴致还是没有稍减。
这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里他写道:“阅邸报,知奴虏合逞,声息颇亟。”“奴”是农军,“虏”是建州女真,交相逼迫之下,王朝已风雨飘摇。这一时期,祁彪佳一面致书故友询问“都门近状”,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与地方缙绅一起商议御“贼”之策,一面又深自忏悔“以有用精神埋没于竹头木屑”,寓山的工程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就在他接阅那份让他烦忧的邸报的次日,他又“至山督工役”,当然内心里他对自己这近乎没心没肺的行径还是有些自责的,说这般“营建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一个叫王朝式的朋友劝诫他,如此乱世之秋还大兴土木,实在是负君、负亲、负己,不听朋友劝谏,则是负友,说得祁彪佳汗如雨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悔过方式,竟然是在寓园中再建一堂,“名四负堂,以志吾过”。看他如此兴兴头头,哪里是真的有悔!就这样一边自责,一边又兴筑不已,实在也是一个时代的名士病。
叠山理水,亦如文章事业,看他这般刻意经营精雕细镂,文人推敲文字也不过如此吧。所不同的是,他除了督率工匠至“不停瞬,不住足”,有时也“躬荷畚插”、“手为种植”。他给这篇晚年的得意之作定下的基本思路是:“亭台轩阁,具体而微,大约以朴素为主”。他认为,寓山地处山阴道上,鉴湖一曲,占山川形胜之利,正好借景。“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就像画家在宣纸上留白,人工的营建至多只占到一半,即便地势需要有一点亮台轩阁,也只为造成“参差点缀、委折波澜”的视觉效果。
由水路入园,可多一份灵动,于是园的东面修了“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泓绕出于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西面因毗邻“绝壁竦立,势若霞褰”的柯岩,他便建了“通霞台”。“选胜亭”、“妙赏亭”、“笛亭”、“太古亭”几个园亭,则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连油漆也省了,这倒不是刻意仿古,而是因为看云听风,都是意在景而不在亭,画栋雕梁反而与周围的景致不协调了。至于类“阁”这样的建筑,还是应建在高地上,有崔嵬之势,因为那都是望远景的地方,所谓态以远生,意以远韵,所见也就不惟千叠溪山,万家灯火,是供游者遥想“禹碑鹄峙”、“越殿乌啼”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
藏书楼(“八求楼”)、书房(“读易居”)、佛堂(“虎角庵”)是此园文化心脏,自然耗工最多,布置最为精心。“八求楼”中三万一千五百卷图籍,是主人毕生宦游所聚,虽然比不上其父澹生堂近十万卷的藏书量,但这也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
1636年正月过后,草堂告成,斋与轩亦已就绪,首期工程告竣。祁彪佳告诉我们说,整个寓园建筑项目大致有:“为堂者二(寓山草堂和远山堂),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还包括各种规制的轩、斋、室、山房若干。二期工程从这年仲夏开始,耗时一百余天,主要是妥为安置桥、榭、径、峰和各种花草植物,规划梅坡、松径、茶坞、豳圃、樱桃林、芙蓉渡等四时花舍,使之更像一幅天然山水,时刻都可“泛月迎风”、“呼云醉雪”。主人不无自得地夸耀他的造园攻略,大抵为: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峻的地方铲平它,平坦的地方故意使之起伏。接下来他连用了四个比喻,把精于园艺的自己比作良医、良将、画家和文章高手:好比良医治病,下药时既克制又相滋,又像良将指挥作战,奇兵、正兵兼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从日记来看,寓园初成,他几于无日不止,坐卧其间,在旁人看来他对自家园林真是痴迷得不行了。
初春乃是开园的日子。清泠的水流穿过窗下,转折处水珠飞溅,那水沫儿飘拂到几案上,都让人不忍心拂去。绿水映衬着朱栏,那流动着交相浮现的青绿、朱红,直如一幅印象派画作。“乃可以称园矣”——目睹此情景,祁彪佳告诉我们说。三年惨淡经营,看着此园从胸中草稿一步步化为现实,他就像孩子一样按捺不住欢欣雀跃的心情,到处写信邀请当世名流和远近宾朋题咏。他自谦道,如果不经诸公的品题,那么整个园子就不过是一蓬寒烟衰草,了无意趣。从收入文集的往返书信来看,参与寓园题咏的至少有著名戏剧家王思任、叶宪祖、孟称舜和好友张岱、陈子龙等人。在写给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王思任的信中,他自称“弟”:
“弟病中无聊,迩方构草堂于寓山,以啸以歌,借此自适。然朴陋不比足数,必得大笔以颜其堂,庶几生丘壑之色。敬以尺幅仰读,伏祈慨然,挥掷可任,处祷。”
又致书好友张岱:
“向欲求大作,而翘望词坛,逡巡未敢。兹有续构,尚缺题咏,唯仁兄所赋自当有惊人句、呕心语,足以压倒时辈也。虽所望甚嗜,然十得五六,便足生光泉石矣……”
张岱难却盛情,应邀游园后作了《寓山士女春游曲》一诗,中有“春郊漆漆天未曙,游人都向寓山去”、“今见名园走士女,沓来连至多如许”、“谁使四方同此地,园中主人得无意”等句,极尽褒扬之意。题咏之后又附一函,称“寓山诸胜,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处,无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难。”他夸赞主人自具摩诘之才,自己的题咏则鄙俚浅薄,如同丑妇见公姑。祁彪佳病中读后,称之为空谷足音,“是一篇极大文字”。
他最喜欢还是一个叫陈遯的布衣诗人所写的赋体文字中的一句:“大地山河亦寓也。”寓园得名,虽来自寓山,但他自以为这个朴拙的名字还是模糊地传达着主人的别有怀抱,是自己心志的一个投影,那就是以大地山河作为道的寄寓所在。既然“归亦是寓”、“梦觉皆寓”,那么园中的空间、土石、水流、花草,也全是寓中之寓了。
祁彪佳是个离开朋友就很难生活的人,妻子商景兰也有着她自己的社交圈子:姑妈、姨妈、妯娌、堂表姐妹和一群女诗人朋友,甚至还有女尼。她时常要归宁省亲,有时把她们带到寓园来,三月微雨天一大帮人一起去寓山采茶,九月,妯娌们一起去园中某处叫豳圃的地方采摘红透了的橙橘。开园第一年,商景兰生日这天,祁家还请来了三位高僧做法事,叫了一帮朋友看戏、燃灯、宴饮,欢笑达旦。
看起来,祁彪佳对园艺充满着无限的热情,现实的寓园之外,他又兴兴头头地去造一个纸上的园林。他把友人的题咏、唱和和诗歌作品连同自撰的分叙园中诸景的四十余篇诗文荟编成一册《寓山志》,于第二年刊刻出版。在这本小书的序言中,他深情回忆了二十多年前和兄长们于草石间游戏的往事,感慨筑园于此真是一段前世的缘分。虽说近三年来,从开辟草莱到大功告成,过的是近乎苦行僧的日子,连手足都为之胼胝,但当他陪同着一拨又一拨慕名而来的客人参观园子,指点着踏香堤、让鸥池、柳陌、妙赏亭、芙蓉渡这些得意之处,或者一个人在这个琉璃世界里吟诵起老杜“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他的心里涌起的一定不是财富的满足感,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上的富足之感。说是在造园的过程中且悔且作,但当真的大功告成了,他相信经营这个园子与修身悟道并无扦格抵牾。
他的生命,已经和这个园子联在了一起。他希望,不管时世如何艰难,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这个园子能够庇护他和爱人过完一辈子。
八、急景流年
崇祯朝的最后几年,朝廷陷于对清军和大顺军两线作战,前方战情时时吃紧。大约是1638年冬天起,陆续有北方战火的消息传至越中,寓园主人的日记中开始时常出现“虏警”、“虏信”、“虏骑”、“流贼”等让人忧虑的字眼。鉴于动乱有向南方延伸的趋势,在山水园林中悠游度日的祁彪佳开始大量阅读《保越录》、《靖康传信录》等与守城御寇相关的书籍,并在与里中长老讨论时事就地方防务发表一些重要意见。
1639年,祁彪佳五年休假期满,是继续留在园中,还是回到朝廷,成了他那段时间最为纠结的问题。亲友们有支持他继续退处归隐的,有建议他复出为朝廷所用的,祁彪佳自己的意向则是在寓园长此栖迟,于是以“身病母老”为由,上疏续假。“既忧乐不与人殊,何江湖之不为庙廊?”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内心操守和才干,在地方上一样可以做些有益民生的事。就在这一出处行藏拉锯式的内心冲突中,他的身体素来硬朗的母亲于这年春天突然去世,接下来一段守制的时间,他参与了地方上大量的救灾和慈善事务。
曾经同样在出仕和隐居间苦苦挣扎过的好友、诗人陈子龙,已经预料到了终有一天,祁彪佳会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制的园子。在应主人之邀写下的一篇《寓山赋》中,他婉转地说,像祁这样的“世之君子”,在潜意识深处是不可能自外于人世、自外于时局的牵引的。他以《庄子》中的中山公子魏牟为例,说魏牟以公子身份隐居岩穴,却常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之叹,是因为对朝廷还有眷恋之意,虽未达至高境界,也已经有重生向道的心意了。魏牟有无奈之叹,处此乱世,祁彪佳又岂能无感?所以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也对祁彪佳有着同样的期许:
苟语默之各当,岂出处之异途!知身世之一体,何魏阙与江湖!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母丧服除,已无理由留在老家。九月,祁彪佳被起复为河南道御史,因战事导致的驿道不畅,他于十一月初才接到这项任命。这年冬天,他告别妻子束装北上,前往京师。时方多难,选择这样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在他这样一个士大夫几乎是命定的。有关他这次北上途中的艰辛,他的弟弟祁熊佳有过这样一段简要记述:
渡河,抵沐阳。知京城戒严,士民商贾无一亲行者,先生北向号泣曰:君父有难,生死以之,吾计决矣。戎服介马,携干糗,历尽艰苦,入都门,都中人咸谓先生从天降耶。
几乎是同一时间,邻县致仕官员倪元璐接奉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诏令后,也毅然抛下营建了七年的衣云阁,招募了三百死士,如灯蛾扑火般赶赴京师。
冲风冒雪,匹马戎装,祁彪佳似乎是走得非常决绝了。但事实上要不要应召他还是非常犹豫,北上前还到处与人商出处之道,甚至请人预测此行吉凶。即便是在险象频生的路途中,他还不断地向故乡发出一封封书信,交待寓园的事更是没完没了。到了京城,得着了闲暇就游园,一游园就不免惹动乡思。1643年初春,他去看方以智,坐在朋友的书房,“观桃花已开,不胜故乡之思”。偶尔在别人园中看到堤上成排的柳树,或是看到城外德胜桥下的流水和稻田,也以为“俨然江南风味”了。
这年八月,祁彪佳出都南归。一到家他就试图辞官,十月份打了退休报告上去,帝国缓慢如同牛车一般的公文运行系统一直到来年二月才给他“不蒙圣允”的答复。延止三月二十六日,祁彪佳不得不勉强动身赴任。这距他离开北京,已经半年过去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祁“周视山中诸亭榭,恋恋不忍释”,那心情就如同仓皇辞庙的帝王垂泪对宫娥一般不忍相弃。北行途中除了问卜、商议、一次次地萌生托病不出的念头又打消,他还不时写信来问起园中近况,四月的一天,他大概突然想到了引水灌园的一些要点,就写了好长一封信,要求家人把他的那番话传给园子里专门负责给花木浇水的那些花工们。他怎么会知道呢,就在他于寓园中轻松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并为要不要北上就职烦恼的寻常一天里,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一个王朝已经终结于一场突然降临的寒潮带来的凄风苦雨中——北京陷落了,崇祯帝自缢于皇宫后的小山。事后他拼命地回忆,也只记得这一天的越中天气清和,春风四敷,一点也没有大难降临的征兆。所幸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还能想起三月十九日里发生的数事:会晤绍兴知府于颖,和一些客户核算造园的石工账目,还有几档子应酬,回复了几封信。这样的日子和寻常日子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时空阻隔造成的吊诡,要在他四月二十七日行至江苏句容时才深切地感受到。就在之前的两天,祁彪佳得到的消息还是“神京无恙”,怎么倏忽间就天崩地坼了呢?或许那是个谣传也说不定呢。可以想见他“为之彷徨彻夜”的情状。就在他第二天行至淳化的时候,消息终于坐实。这一回,消息是从南都传来,应该是确凿的了,而且他得知,帝国的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也已在京城陷落时殉难。时方危迫,君臣之义无所逃,此时称病,身虽安,毕竟心甚不安,他终于不再在出与不出间迟疑,决定去南京履任——“定计入南中”。
祁彪佳为弘光朝效力约半年时间,他就任的是苏、松诸府巡抚一职,作为苏州—松江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他致力于解决因战乱引起的米价哄涨、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着力整顿松懈的地方防务。他的两个儿子祁理孙、祁班孙也跟着他投入到了这些琐屑的工作中。这一时期的祁彪佳的日记中充满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他说自己四处奔波,常常要忙到宿在夜行船中,在船上还要伏灯草疏,每晚都要三更后才能安寝,“劳冗之极”、“心力耗竭已极”,以致胃口全无,人也瘦去了一大圈。日记中还一再写到江南的骚动扰攘、他和同侪们一次次地会商与谋划。在写给岳父大人的信中,他说自己“劳苦万状”、“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看来这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官员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弘光朝恶劣的政治气候,和同样投到南京的陈子龙等一干大臣一样,南明小朝廷里权力派系斗争的牵制让他深感苦恼又莫之奈何。
或许是女性对时局的看法更为直观,商景兰已先于她的丈夫看出了南京小朝廷难成气候,她一次次劝祁彪佳辞去职务,继续回到融融泄泄的园林生活中来。为此,她常在佛像前祈祷,盼着丈夫能够早一日从弘光朝脱身。这一年的岁末,明白了事已不可为的祈彪佳,在愤怒和失望交杂的心情中再次回到了他的寓园。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着微雨,到家后祁彪佳在日记中欣快地写道:
“及暮抵寓山,故乡鱼鸟,俱来亲人。”
这个园子,让这个被时局驱赶得焦头烂额的男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安适与宁静,并将体贴地陪伴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先前还一心“御寇”的前巡抚祁彪佳,此时完全投入到了令人陶醉的园林生活中。他对战情的关切,竟已不如对园子中的一块石、一株树更为关切。这或许是因为他比起那些真真假假的道学之士更率真,更懂得生活,也比他们更多一份阅世的清醒。他不像别的士大夫对未来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别种想象,希望有别的抵抗力量的出现让弘光朝拖得更长久些,他在想的或许只是,即便清军占领的江南,还是有可能把寓园作为归隐之地的吧。
祁彪佳的乙酉年日记充满着雪光、月色、花香、歌吹,他似乎要以这种刻意营造的闲逸与这个动荡不宁的世界拉开足够长的距离。
正月初一这日,天气暖如暮春,拜祝仪式一毕,“午后,与内子闲坐梅花船”。他兴致勃勃地和友人一起赏雪,“晚悬灯梅花树上,雪光共月光共映”。和庄里的园工和石工一起在梅坡上垒石,在豳圃里手植蔷薇,“梅花至是始发香,颇有悠然之趣”。他还亲自督工役,“时时置身香雪中”。园内续建或扩建的工程刻不容缓地进行着,这个完美主义者一点也不能容忍细节上出现瑕疵,一有不满意处立马推倒重来,力求不留一点缺憾,工钱告紧了,甚至不惜“熔银杯为修园之费”。这名山事业在他做来竟尔有了一种悲壮的激情,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彼此他所营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园林,倒更像是一个天国的花园。
南都的倾覆于1645年初夏如期到来。乙酉五月初十夜,福王出逃,五月十五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继之,杭州沦陷。祁彪佳日记中关于寓园的最后记载,终止于闰六月初四日,前一天,他还在与花工们一道“芟竹于后圃”。
此时的寓园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卜居者纷至沓来。祁氏家人已经在作避地山居的准备,为此,祁彪佳还与人骑马入山察看过地形。清人屡屡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种种情势催逼之下,本来并无死念的祁彪佳也不得不修改他易代之际的人生设计了。
六月二十四日,得知清军征聘刘宗周、高宏图、钱士升、方逢年、徐石麒和自己的消息后,祁彪佳开始的打算是假作应承,“潜图引诀”。清军再次来书催促,他又作一“荐贤自代启”,想以此脱身。到了闰六月初三日,当道再次要求他出见,家里叔父、侄子一干亲友也都劝他出来,“舒亲族之祸”。坏消息更是一个连着一个,江西的左良玉已被招降,吴三桂从广西打到广东,福建形势也岌岌可危。这一回,他已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两天后,即1645年闰六月初五日,祁彪佳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的水池。临死前,他留下一首30字的绝命诗,大意是,他深知在这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建立功勋实在太难,而保持气节则相对容易些,那么,我就选择相对容易的来做吧,但求一死,保存洁身之志。
有关祁彪佳之死的文章都记载那是夏天一个宁静的夜晚,微风,柳枝轻拂着梅花阁前放生池里丝幽暗的水面。作出自沉决定的祁彪佳和几个亲友一起来到寓园,他登上四负堂,回头对儿子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在园子的土木营建上投入了太多心思和精力。他最后的嘱托是,希望在他死后,儿子们把这儿改山为寺。
至此,距寓园建成才不过八年。对于自称读《易》多年、对天地盈虚消息略有所窥的寓园主人来说,这乱世之中的急景流年似乎也过得太快了些。他多想长久地享受这园子带给他的安宁啊,生命却不得不遽然中止了。自有天地,便有兹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嵝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阁层轩长峙乎岩壑哉?成毁之数,天地不免。
难道建园之初,他已经预料到一切的美都会摧折于时代的罡风?
九、当时同调人何处
女诗人商景兰的幸福生活随着这一变故也驶入了另一条叵测的河道。这一年她四十二岁。按照那个时代对女人的道德要求,她是应该在祁彪佳自沉的那天追随夫君于地下的,但她没有,按照她三十年后的回忆自述,她之所以苟活于世,是要在乱世中把她与祁彪佳的三个儿子拉扯大,而这,是丈夫临死前给自己的一份遗书中千叮万嘱的。
这么多年,这封不舍与疑虑间或有之的《别妻室书》,她都可以一字不易地背出来了:
自与贤妻结发之后,未尝有一恶语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蔼周祥。如汝贤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变故,至于分手,实为痛心,但为臣尽忠,不得不尔。贤妻须万分节哀忍痛,勉自调理,使身体强健,可以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则我虽死犹生矣。一切家务应料理者,已备在与儿子遗嘱中,贤妻必能善体我心,使事事妥当。至其中分拨多寡厚薄,我虽如此说,还呼贤妻主张。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辞出。凡事须较前万分省俭,万分朴实,处乱世不得不尔也。贤妻闻我自决,必甚惊忧,虽为我不起,亦是夫则尽忠,妻则尽义,可称双美,然如一家男女绝无依靠何。切须节哀忍痛,乃为善体我心也。世缘有尽,相见不远,临别绻绻,夫彪佳书付贤妻商夫人。
所以她在《悼亡》诗中如此这般自坦心迹:“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丈夫已经尽忠,尽义就是她的本分了,“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寓园在祁彪佳死后并没有马上荒芜,起码有十年以上时间,此处还是“芳馨未息”,依旧是祁家人的游宴之地。这或许是因为乡人感念祁彪佳当年赈灾救荒的种种善举,也或许是赖于祁氏自沉前改山为寺的保全之功。在这个精致的园林中,商景兰带着祁氏的后人与梵呗、钟声相伴,很长时间里还维持着上流缙绅阶层的生活方式。说是环佩丁当,繁华未断,但寓园非复旧亭台,葳茂的林木正映衬出内心的凄凉来。女诗人的诗作中开始出现强烈的故国之思,这亡国之痛又与身为未亡人的丧夫之痛纠合在一处,使得其诗的格调显得格外地冷寂与苍凉。
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后都没有心思整理妆容。她还说,常常一个人站在园中亭台远望,但她什么也看不分明,只有无端烟霭,锁着长空。她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多年前和丈夫一起在园中饮酒、游赏、品鉴书画的往事。于今存亡异途,阴阳暌隔,听着花坞的鸟叫声也是别样惊心,而一个个长夜透过竹窗的月影更是让她泪湿沾襟,发出“当时同调人何处”的悲呜之声。
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
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
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
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
(商景兰《过河渚登幻影楼哭夫子》)
1654年,商景兰五十岁生日,儿媳们为她举办寿宴,她却惨然不乐,作诗自谴,“凤凰不得偶,孤鸾久无色。连理一以分,清池难比翼。不见日月颓,山川皆改易。”她总觉得,丈夫的死把她的一整个世界都带走了,没有了爱情的润泽,没有了那些与丈夫一起看花、看月、小酌、下棋的夜晚,她的生命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商景兰为祁彪佳育有二子、四女。两个儿子祁理孙和祁班孙在父亲死节后继续参加忠于明朝的运动,他们甚至瞒着母亲,把一些遭官方通缉的不合作者和前明官员藏匿到寓园里。1662年,两人都遭逮捕,罪名是事涉通海案。祁理孙买通办案人员回到家中,不久郁郁死去。祁班孙被流放到宁古塔,三年后隐姓埋名逃回江南,做了一名和尚,与家人音讯断绝,于1673年孤独去世。
山阴祁家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这场动乱中,损失了一个园子(寓园在祁家湮灭后最终被改建成了一处寺院)、全部藏书(著名的澹生堂藏书大部分为吕留良、黄宗羲所得,部分归杭州赵氏小山堂,其余则散入坊间)和家族中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孀居的三十多年里,女诗人商景兰目睹了她所有儿子和最喜欢的一个女儿祁德琼的死亡。1676年,去世前的她在《琴楼遗稿序》里自叹“未亡人不幸至此”,也实在是泣血之声。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还记得围绕着商夫人的那个著名的诗歌沙龙。她们全是清一色的女性,参与者为商景兰的三个女儿(她最喜欢的一个早早去世了)、两个儿媳张德蕙和朱德蓉,还有她娘家的妹妹商景徽、侄女商采、景徽的女儿徐昭华。偶尔还有黄媛介这样的著名女诗人到访并长住。诗人毛奇龄年轻时也曾有幸接到商夫人的邀请,到园中和女诗人们进行过一次交流。看来商夫人是想藉诗歌让祁氏一脉尽可能长久地得以延续。在她晚年时,儿媳们问她对于纷传一时的才女张昊(槎云)的早夭有什么看法,商夫人发表了一个观点,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凡才女大多都是薄命的,但女人可以依靠上天赋予她的才华留下声名,这是比肉体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这个遗世独立的小世界里,永远封存着昔日的时光、情怀和故事,在祁家的男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女人们还在花园里赏花、拓碑、写诗。每一株葡萄树,每一朵芍药,都让这个女儿国里的诗人们不知题咏了多少遍。以至时人只要一提起山阴梅墅,就起无穷遐想,“望之若十二瑶台”。瑶台,那是天上的仙女们侍奉西王母的地方啊。但最后,随着1676年商夫人的去世,这个以亲情和对共同往事的回忆连结在一起的诗歌团体终于解体了,一切都消失在寺院的苍茫钟声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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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女贞树开始落籽了。熟透的饱满的树籽躲猫猫般随时都有可能跳到人身上,将暗红的汁液像唇印一样暧昧地盖在你的肩头、你的衣领甚至你的脖颈里,任你洗都难洗得掉。从一排女贞树下的人行道上快速走过,看着地上树籽所留下的斑斑点点的貌似蜡染的印渍,我忽然就想起家里的女贞树来。
东寨老家的院子不算小,但记忆中除过父亲种花栽树之外,似乎从没挪作他用。想一想,好像打我记事起,感觉父亲就不喜欢劳动,但他却似乎有着强烈的园艺情结。于是,一块自家的院子就成了他上班之余体验劳动、小动锄剪的地盘。院子被他找人整修了N多次,但也不过是花坛的样子的改观,里面栽种的总还是些时令花草。小一点的有月季、海棠、板兰、冬青之类,大一点的有美人蕉、夹竹桃、榕树等等。印象深刻的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一年,花坛里栽满了菊花,我当时也想种点什么,就在菊花周围种上了13颗向日葵,谁知在向日葵马上就要开花时却被父亲砍掉了。记得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疯一样把所有的菊花都连根拔起、扔到园外,此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提不起兴趣去染指养花。
在那个不小的花坛里父亲偶尔也会栽些小型的果木,譬如先后栽过杏树、桃树、梨树、苹果树、无花果树等等,但只有梨树、无花果树还每年挂果,一直到我们后来搬家。有一年,父亲在院子里还栽了一丛竹子,因为竹子栽在了北方,所以至今记得这丛占了近乎半个院子的竹子特别费水,不过现在想想,那种四季常绿、枝叶婆娑的感觉还是很美。竹子在院子里生长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年开花。之后,院子里的树木大变脸,父亲栽上了七株女贞树。
起初,这种冬季也不会落叶的植物很让我疑惑不解,光是它的名字就让我琢磨了很久。是“女贞”还是“女真”?说是“女贞”,这种树就似弥漫起一种少女的风韵,让人会莫名猜想名字背后或许存在的传说;或说是“女真”,那它难道就是最早由女真人带来的树种?曾经郑重其事地问过父亲,父亲含糊其辞,好像也没有给过我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还有惊异之处。我曾拿院子里的冬青和女贞树这两种四季常绿的植物做过比较,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的叶子。都基本是呈卵形,但冬青的叶子光滑硬挺,像涂了一层蜡,而女贞树的叶子干涩绵软,像用久了的家织布。无意中我曾用火柴来烧烤,竟发现女贞树的叶子在一定温度下就会被烤成两层,最后还会发出类似小鞭炮的爆破声。从此,用女贞树叶来“放鞭炮”就成了经常在家淘气的一种游戏。
我第一次感受到女贞树的美是在一年春天。记得是住校回家的一个周末,天还没有大亮我就被院子里的嗡嗡嘤嘤的声音吵醒了。起来看时,我简直被惊呆了:家里的院子此时已成了花的海洋、蜜蜂的世界!那白中又透点淡绿的小花层层叠叠,像祥云一样大片大片地聚拢于庭院,目之所及,皆是花色;鼻之所嗅,皆是花香;此情此景让人恍若身处桃花岛、杏花村。这“祥云”之上是你来我往、忙忙碌碌的有一个军团的蜜蜂,大概是女贞树密集的小花对蜜蜂们来说任务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些蜜蜂精神集中,干练地穿梭于那些热闹地挤在一起的花蕊中间,似乎没有什么蜜蜂游离于这片“祥云”之外偷工懈怠。天大亮以后,蜜蜂少了起来,院子开始慢慢恢复了宁静,女贞树的叶和花更清楚地显露出来,而我的心却还沉浸在之前的情景中——此景难忘,回校后我还在一篇作文中写到那天所亲眼目睹的蜜蜂采蜜于“祥云”的盛况。
花落之后,女贞树开始结出粒粒的籽来。过一个夏天,那些籽就挂成串串的绿色“小葡萄”,掩映在绿叶间,给人以无穷的收获的想象。终于到了秋天,这些绿色的饱满的女贞籽开始慢慢变暗变紫,于是,满树的绿又多出了皴染的深紫的颜色,这更给女贞树平添了几分娇羞却又成熟的风韵。在深秋或初冬的时节,终于有女贞籽忍耐不住从树上跳了下来,于是渐渐有了仿效者从树上纷纷而落,特别是一场风过后,满地都会是女贞籽们舞会狂欢后红酒泼洒的狼藉。父亲这时就会说:女贞籽熟了!这些籽可是中药,那些药铺有专门收的;或者把这籽晾干装枕头,可以乌发治少白头。不知道父亲的话是不是正确,反正家里没人按他那样说的去做。不过母亲显然不喜欢这些女贞树,因为从春天落花一直到秋冬落籽,这些树给她清扫院落带来了很多麻烦,于是她斥之为“万年脏”。后来很多年,每到女贞树快要落籽时,母亲就会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亲自将已经变得暗红的籽先行剪下,以期在整个秋冬季节一劳永逸。这样做,老家的院子是干净、清爽了,但是没有完全施展成熟风韵的女贞树却如少了胳膊的维纳斯,毕竟给人留下些许憾意。
1991年搬家,新家的院子比东寨老家的院子小了很多,于是只有一颗女贞树被移栽到父亲找人新砌的花坛里来。女贞树虽然还依旧春花秋籽,但只是美人独立,而我少年记忆中那种众美如云的盛况却不复存在。更甚,就是这孤寂美人也独秀难续——今年暑假回家,却发现院子中最后那一株女贞树也不知去向!呜呼!女贞树与老家院子的近三十年的情缘遂告了断。
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感叹于女贞树树干质地的紧致细密,因为几十年的树龄也不会让树身增粗几许。每每锯掉枝杈,便可以看到树的纹路像切片的嫩牛肉般细致。和那些类似于吃了增长剂的家畜一样速成的材质粗糙疏松的桐树等木材相比,女贞树体现的不仅是优雅、沉静,更是蕴涵着高贵和缜密。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在幻想,这样质地的树木如果成材,做什么会更合适?幼稚的脑袋曾给出了一个选择:做书架!——可惜!就连家里最后那一株女贞树也没做成书架,而关于女贞树的材用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去处。
因为家里女贞树的缘故,我总以为,它们的树干一定是挺拔笔直的。但是如今看到校园里这一排排矮小扭曲、多枝多杈的女贞树,心里不免生出了一些美被颠覆的失意。不过又一想,美人里大概也能比出东施来,世间万事共此一理,既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可纠结、可失意了!
原标题:中国大学10大失宠专业
经过一番艰苦绝伦的思考,填上了平衡利弊的选择。但人生痛苦的地方在于,你填报时抢破头的专业,到毕业时分分钟就业尴尬。现在,相当多的考生和家长纠结于选城市还是选学校,而选专业早已不像十多年前那么重要了,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学专业的整体失宠。
高考放榜,准大学生们面前再次摆着一道难题。在排名和分数已定的前提下,考生的可选择范围基本收窄到某几座城市,或者某几所高校,最有挣扎空间的只剩下专业选择。
选兴趣,还是选出路?爸妈选,还是自己选?经过一番艰苦绝伦的思考,填上了平衡利弊的选择。但人生蛋疼的地方在于,你填报时抢破头的专业,到毕业时分分钟就业尴尬。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30%以上的毕业生工作与专业并不对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互联网时代,风水轮流转的速度,一年一番,热门随时失宠。现在的“职业期待”,未必符合将来的职业行情。未来市场发展走向,是《招生简章》无法回答的问题。
于是,大家一腔热血、半脑模糊地填报了志愿。四年后,在应聘网站进行相关专业职位搜索时,他们突然开始怀疑二十余年的人生。
1、生物工程
就业风口可能还要再等20年
连续6年蝉联《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红牌专业,由于国内生物科研制药行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该专业毕业生面临“在名校念到博士都没出路,只有海龟还能教教书”的窘迫,常年盘踞在就业率倒数排行榜的前列,毕业五年薪酬仅超过18%的其他专业。
想当年,生物工程专业可是被一致看好,生物技术行业也被视作21世纪极有发展潜力的领域。然而,这些四年来泡在实验室潜心钻研生物科学的同学们,现在只能潜伏在其他行业乐观估计:本专业不是没有出路,只是或许还要再等20年。
2、土木工程
如果你想买房,其实不必会建房
学生和家长貌似对“土木”有什么误解。眼看神州大地高楼平地起,房地产行业红利居高不下,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十年内,我国仍然会是一个大工地。加入“施工队”无疑会为未来之厦打下坚实地基。于是大家纷纷一头热地往志愿表里填上土木,心里画好了毕业不愁就业的蓝图。
有没有人讲讲道理?房地产虽热,但财富一直高度集中在投资商手里,土木人置身工地,手里紧握的只有砖头。在高校扩招导致大部分工科类学校都开设建筑相关专业的背景下,生源质量良莠不齐,院校输出质量与专业工作要求脱轨,加大了建筑行业的供需矛盾。现在80%的土木生过来人都看出来了:就像你想吃猪肉,不必会养猪一样,如果你想买房,其实不必会建房。
3、对外汉语
在汉语、外语、教师三者之间徘徊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开展,中国将与世界各国进行更深入的国际合作。国人有学习外语的需求,外国人也有学习汉语的需求。孔子学院已经开遍全球134个国家,国家汉办开设的HSK(汉语水平考试)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报考,对外汉语怎么看都是前途一片光明的专业。
但事实情况是,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方面与汉语言文学大同小异,另一方面对外语水平和教学理论与实践等技能雨露均沾。培养出的复合型毕业生,在汉语、外语、教师三者之间杂而不精。用人单位的HR心里,往往只有中文系、师范生和外语学院的概念。这些专为外国人汉语教学而培养的人才,最理想的出路在日韩汉语学校,最广泛的舞台在东南亚汉语教学志愿者项目。
4、法律
法官律师又不是人人能当
律师一直是高收入职业排行榜的常客,看起来十分体面。不过,这类专业性强的学科,虽然存在从业资格的可垄断优势,但也注定了对口工作的准入门槛更高。要是没有死磕司法考试的勇气与耐心,与法律专业关系密切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等工作就难以胜任。
目前高校的法学教育也存在尴尬之处,即便来自名牌大学,或者专业水平靠前的院校,一般本科毕业生都仍未达到从事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律系的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会发现,这个专业要背诵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理解纷繁复杂的案例卷宗,是先苦后甜而后胜者通吃的长线专业。在功利思想大面积消解学术精神的今天,读法律专业不具有优越的性价比。
5、会计
拿健康和青春换未来
会计专业很热门,因为就业率很高。上有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名震江湖,下有各类中小型企业提供岗位。但实际上,早在2000年会计人才市场已经饱和。市场缺的不是普通财务人员,而是注册会计师等高级从业人员,有香港或海外留学背景更佳。
入行容易,但易学难精。学会计的找到一份对口工作不难,难的是能在枯燥和高压的工作中坚持不懈。四大名声在外,不仅因为是“难进钱多”,也因为超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很容易让年轻人吃不消。找工作时高不成低不就,找到了又苦于会计工作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发展基本靠经验和履历。越来越多大学生,不愿意选择这样拿健康和青春换钱的无趣行当。
6、国际经济与贸易
随市场环境潮起潮落
1998 年,原国家教委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工业外贸合并调整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致力于培养通晓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等学科的综合型人才。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各高校更是纷纷跟风开设该专业,报读学生的人数与分数水涨船高。十几年过去了,因失业率较高、就业率较低、薪资较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被列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
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环境持续不景气,盲目扩招带来的大量外经贸毕业生涌入市场,人才供过于求。杂而不精是“万金油”专业的通病,而这个毛病在外经贸专业的培养上颇为突出,毕业生量大质平,难免前景堪忧。
7、新闻
“无冕之王”风光不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闻系还是新潮专业。那时纸媒还处于“黄金时代”,报刊杂志、出版社的编辑记者掌握着舆论的风向标。但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媒体时代到来,自媒体人层出不穷,智能手机让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制造新闻、传播新闻、接收新闻。传统纸媒不再拥有叱咤风云的话语权。
异军崛起的新媒体行业的续航能力有待观察,但从业人员准入门槛下降严重的事实,有目共睹。会打字即可当键盘侠,善表演可以录小视频,随时随地实况更新。传统新闻的传播渠道,已经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新闻系大四学生,如果没信心成为全能媒体人,都跑去考研和考公了。
8、工商管理
或成专业“打杂”
工商管理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大类,专业涉及内容广而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等均有涉猎。办学门槛不高,各大院校均有开设,但专业实践性强,仅学习书本理论相当于纸上谈兵,需要大量实习机会丰富履历,因此名校与普通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与薪酬待遇存在很大差异。
由于专业内容泛而浅,对于普通应届毕业生,难以直接从管理岗做起,一般只能在销售、前台、文秘、行政助理、客服、人力资源等基层岗位选择起点。说得好听点,就是就业面广,说得直接点,即无一技之长。而缺乏专业技能的毕业生,在市场上并不吃香。
9、旅游管理
与国际脱轨
旅游管理与工商管理真是难兄难弟。本来是新兴学科,被寄予厚望,展望未来有庞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下设酒店管理方向和会展管理方向,看起来都很符合日益频繁国际交流的大势所趋。但这门学科在20年不到的发展时间里,已颓态初现。
面对国内旅游行业发展乱象,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纷纷转行。幸好这个专业设置本就“万金油”,转行不难。不过真想要在大学掌握一门本领,师兄师姐都建议直接去国外取经。
10、小语种
问题是全世界都会说英语
英语作为高考三大科目之一,已经成为了“国民第一外语”。因此不少有外语天赋的同学会选择报读小语种专业。虽然将来面临的就业市场相对狭窄,但胜在竞争对手也相应有限。
很多曾经的小语种,如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目前已经成为了“小语种中的大语种”——就读学生与开设院校每年递增。另外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发达小语种国家的国民英语水平也十分国际化。外企招聘即便看重语言能力,也多数倾向于英语能力。加上小语种本科水平难以胜任同传、高翻等语言水平要求严格的工作,出国深造、辅修就业前景优良的专业已经成为此类专业学生最普遍的出路。
所以嘛,就业环境瞬息万变,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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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坐落在瑞华中学的基督教堂。(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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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与园林,植物的配置:
在园林中,当山石与植物组织创造景观时,要根据山石本身的特征和周边的具体环境,精心选择植物的种类、形态、高低大小以及不同植物之间的搭配形式,使山石和植物组织达到最自然、最美的景观效果。柔美丰盛的植物可以衬托山石之硬朗和气势;而山石之辅助点缀又可以让植物显得更加富有神韵,植物与山石相得益彰地配置更能营造出丰富多采、充满灵韵的景观。
一:山石为主、植物为辅——层次分明、静中有动
在庭院入口、中心等视线集中的地方特置大块山石;或安置于公园主景区、草坪一角、轴线焦点等形成醒目的点景。在山石的周边常缀以植物或作为背景烘托或作为前置衬托,形成了一处层次分明、静中有动的园林景观。这样以山石为主、植物为辅的配置方式因其主体突出,常作为园林中的障景、对景、框景,用来划分空间,丰富层次,具有多重观赏价值。
苏州留园的冠云峰兼备瘦、皱、漏、透于一体,围绕冠云峰配置石榴、芭蕉、南天竹、枸杞等灌木,前植低矮的各色草花,游人驻足平台或漫步曲廊之中,但见湖石山峰高耸奇特、玲珑清秀,其旁植物花叶扶疏、姿态娟秀、苍翠如洗。与其说冠云峰一枝独秀,不如说在这些绿色的背景和前景鲜艳的暖色衬托下它早已经和这些植物共同构成了留园的象征。与古典园林相比,现代园林中的石材更多地融入了现代人追求简洁精练的风格。石材的品种在湖石、黄石、英石的基础上多用人工塑石、卵石。低矮的常绿草本植物或宿根花卉层叠疏密地栽植在石头周围,精巧而耐人寻味,良好的植物景观也恰当地辅助了石头的点景功能。
假山的植物配置宜利用植物的造型、色彩等特色衬托山的姿态、质感和气势。假山上的植物多配植在山体的半山腰或山脚,配植在半山腰的植株体量宜小,蟠曲苍劲,配植在山脚的则相对要高大一些,枝干粗直或横卧。扬州个园的黄石假山山间有古柏出石隙中,坚挺的形态与山势取得调和,苍绿的枝叶又与褐黄的山石形成对比。山脚的青枫姿态挺拔、清爽高挑,增加了景深,陪衬了秋山的明净。
二:植物为主、山石为辅——反朴归真、自然野趣
以山石为配景的植物配置可以充分展示自然植物群落形成的景观,设计主要以植物配置为主,石头和叠山都是自然要素中的一种类型。,利用宿根花卉一二年生花卉等多种花卉植物,栽植在树丛、绿篱、栏杆、绿地边缘、道路两旁、转角处以及建筑物前,以带状自然式混合栽种可形成花境,这样的仿自然植物群落再配以石头的镶嵌使景观更为协调稳定和亲切自然、更富有历史的久远。
比如几块奇石和植物成组配置环境一角。石块大小呼应,有疏有密,植物有机地组合在石块之间,蒲苇、矮牵牛、秋海棠、银叶菊、伞房决明、南天竹、桃叶珊瑚等花境植物参差高下、生动有致。干道两侧以翠竹林为景观主体,林下茂盛葱郁的阴生植物、野生花卉、爬藤植物参差错落、生动野趣,偶见块石二三一组、凹凸不平、倾侧斜欹在浓林之下,密丛之间,漫步其中,如置身效野山林,让人充分领略大自然的山野气息。
三:植物、山石的配置——相得益彰、因地制宜
在扬州个园的月洞门之前,有一副粉墙为纸、竹石为画的画面,这里翠竹秀拔、绿荫宜人、石笋参差、搭配有情,使人想起雨后春笋生机勃勃的意境。植物与山石相得益彰的配置方式还有岸边植物配置、岩石园植物配置、园林植物与群石配置形式等。庐山植物园里的岩石园是我国的第一个岩石园。这里模拟高山植被群落、结合山中岩石地貌,模仿自然,傍山叠石,石中有花,花中有石,情趣盎然,595种高山植物与庐山的砂页岩和变质岩造就了天然景观。
在园林中,植物已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植物,山石也已不矿物学意义上的山石,它们已由纯自然的客观存在物转化为园林的主观存在物。“位置得宜”就是说必须将一花一石安置得当,使它们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人的性灵,体现自然界的生态,从而创造出园林美。因此植物与山石的配置要体现出整体美、自然美,要注意形式与神韵、外观与内涵、景观与生态的统一,让人们在欣赏和感受外形的同时,能领悟到深邃的内涵。
成功客户:
哈镘数控http://www.shhaman.com/changjia.htm:本公司专业生产加工中心,数控车床。
毅申机械设备http://www.chanraoji.org:上海毅申机械设备有限公成立于2000年,主要生产缠绕机等打包机械。
园林建筑里,若植物组织和假山山石来造景,需使四周的环境余山石特点有机结合,采用的植物形状、类型和形态要细心筛选,注意植物与植物的搭配,做到植物组织山石的自然融合。
假山山石为主、植物为辅—层次分明、静中有动
在庭院入口、中心等视线集中的地方特置大块山石;或安置于公园主景区、草坪一角、轴线焦点等构成较酸目的点景。常将植物置于山石周围,起到前置衬托或背景烘托的作用,组成的园林景致静中有动,且层次感较强。以上以山石为主的造景形式,在园林中可充当框景、障景和对景,以此来增加层次感,并对空间进行划分,提升它的观赏价值。
冠云峰坐落杂苏州留园内,具有瘦、皱、漏、透的特点,许多灌木,如构祀、南天竹、芭蕉、石榴及色彩丰富且植株不高的草花等布设在其四周,曲廊和平台可供有人驻足或散步,同时可观赏玲珑清秀、高耸奇特的湖石山峰,四周分布有花叶茂盛的植物。现代园林相较于古典园林来说,融合了很多现代人简洁精练的设计风格。石材品种的选择上,以英石、湖石和黄石为基础,采用的多为人工塑石及卵石。在石头四周宿栽种根花卉和不高的常绿草本植物,作为石头点景功能的辅助。
布置假山植物时,植物的色彩和形态等的选用,要将山的气势、姿态及质感衬托出来。多在假山的山脚和半山腰处布设植物,且植株的体量不宜过大,而山脚应选用横卧和粗枝干的高大的植物。扬州个园的黄石假山,古柏就设置在石隙内,其山石的褐黄衬托出古柏枝叶的苍绿,而巍峨的山和坚挺的古柏也相呼应。挺拔的青枫坐落于山脚,衬托出明朗的秋山。
2植物为主、 假山山石为辅—反朴归真、自然野趣
山石作为布设植物时的配景,将自然植物群落的景致充分表现出来。这种设计理念将植物作为主景,其他自然要素,如至山、石头起辅助作用,在建筑物的前方和转角处、栏杆、绿地边缘、树丛、绿篱及道路两旁栽种花卉植物,如一二年生的宿根花卉花卉等,以自然式带状混合栽种花境,此种植物群落属于仿自然式,加之石头作为衬托使亲切自然的景致更稳定协调,且具备历史性。
例如,在环境一角布设一些植株及形态各异的石头。石头疏密得当,大的、小的相呼应,石块间的植物合理的组合在一起,形态灵活多样,参差错落。将翠竹林设置在干道两侧作为主景,林下配有野生的花卉、爬藤等阴生植物,再将二三一组的石块布置在这些植物之间,驻足观赏,如置身效野山林,这种山野景致令人神往。
3植物、 假山山石的配置—相得益彰、因地制宜
个园的月洞门的前面有一副画面,是以粉墙和竹石作画,有宜人的绿荫、错落有致的石笋和秀拔的翠竹,山石和植物的搭配相得益彰,整个画面春意盎然。我国首座岩石园是庐山植物园内的岩石园。它是结合自然中的山石地貌及高山植被群落而造,傍山叠石,自然气息浓厚,庐山的变质岩、砂页岩和595种高山植被构成了自然景致。
园林内的山石和植被已从纯客观的自然存在物转变成主观的园林的存在物,不再局限于矿物学和植物学上的意义。“位置得宜”是指安放花石的位置要适宜,能够将其特有的灵性恰到好处的体现出来,折射出自然界的美感,从而创造出园林美。所以山石和植物的布局是自然美及整体美的表现,生态和景观、神韵和形式及内涵和外观需有机结合,使人在观赏时,领悟其深邃的内涵。
论语精选
一、学而篇
10则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 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1.3)
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4)
5.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
6.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1.8)
7.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12)
8.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
9.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1.15)
1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6)
二、为政篇10则
1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2)
1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
1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
15.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2.11)
17.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bì),小人比(bì)而不周。”(2.14)
18.
孔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17)
19.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22)
三、里仁篇7则
21.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5)
23.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
24.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16
25.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17
27.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24
四、公治长篇3则
28.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wū)也。”5.10
五、雍也篇3则
31.
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18
32.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6.23
33.(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30
六、述而篇4则
34.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fěi)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7.8
36.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
37.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7.37
七、泰伯篇1则
38.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7
[译文]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而有毅力,因为他担负的任务重大,而路途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能说不重大吗?一直奋斗到底,能说不遥远吗?”
八、子罕篇5则
39.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9.17
41.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9.26
4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9.28
4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29
九、颜渊篇5则
45.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
4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2.16
47.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12.22
十、子路篇5则
50.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6
52.
子夏为莒父(jǔ
fǔ)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3.17
5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3
十一、宪问篇2则
55.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4.26
十二、卫灵公篇5则
56.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
57.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5.10
58.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5.12
朱豹卿先生的“画”写的好,其实晚年“书法”比“画”写的更好。书法厚重、丰富、内在、平淡。趋向“禅”的境界。身处浮躁的时代,许多“大师”中年成名而止步,但先生可贵的是每天都在进步!
自民国以来“泊来品自来水笔”的广泛使用,在東亚“主流的书写功具毛笔”渐渐地退出市场。再说中国书画的“创新”呼声已有上百年,当然不乏也有一大批真诚的实践者,似乎梦想改写历史。但是当我们翻开近现代绘画史,笔者看不到有什么“创新的国画”?!笔者认为:“中国书画”本是千年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是浙江的“龙泉宝剑”,应该怎样的创新?难道是本质的东西要改革吗?这样岂不是本末倒置,如果这种所谓的创新煅造的一定不是龙泉宝剑!龙泉宝剑在今天得意传承,真正的伟大在于继承了千年的“古法”,并赋予时代新的内涵。
石涛曰:“笔墨当随时代”,笔者的理解是笔墨的精神千古不变,但是“笔墨”应当赋予时代的审美。也就是笔法墨法,都是为再现不同的“意”而表现的,从而达到“因意生法”。所以中国书画的创新,并非笔墨的创新,否则也是本末倒置。在宣纸上画“水彩画”这就是创新?在宣纸上胡乱的“泼几盆墨”这就是创新?在水墨中加一些“明胶”程现肌理的效果这也是创新?因此,当我们的认识澄清之后,回过头来再细细品味朱豹卿先生的书画艺术,确确实实是深深的被折服。朱豹卿先生无疑是当今中国书画复兴时期的一盏明灯。
朱豹卿先生中年时期的书法雄强,虽然“薄”了一点。
“祯祺”就是吉祥的意思,因此,大禹治水时和女娇所居之城,大多被称为“祺”城,或同音字“丌”、“期”、“萁”、“杞”、“启”等城。说明“九尾狐”氏的居地在西王母的昆仑丘,即“青丘之山”一带,这与《山海经》记载相符合。据汉代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载:“德至鸟兽,则九尾狐见。九者,子孙繁息也;于尾者,后当盛也”。说明“九尾狐”出现是吉祥之兆。至于现在传说会稽山在浙江绍兴,不过是《山海经》中的中原“会稽山”消失和汉代中原文化大传播的结果。后人为了怀念夏禹治水的功德,便在中原夏禹“会稽山”的“祺”
城建庙祭祀,并撰刻了“夏禹碑”纪念大禹。
(二)“夏禹碑”随着中原文化而传承。从历史考证的层面上来探讨,我们认为:大禹治水的地区主要在河北东南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带。之后数千年,大禹作为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偶像,民间到处都流传、建立或保留着他的故事和遗迹。但是,“夏禹碑”被普遍认为出自湖南境内南岳衡山的岣嵝峰,却有着很深历史背景的。
据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山经中山经》中记载:“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鸟多鸜鹆。”同时还记载:“东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豰、柞树,多黄垩,白垩。”说明“衡山”在“大荒”的“中山”之中。但是,“大荒”、“中山”具体在何地,人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又据西汉《战国策·魏策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其实,“彭蠡”
、“洞庭”、“文山”、“衡山”以及“长沙”、“九嶷山”、“苍梧”等全部是《山海经》所记载“大荒”中的地名,可是由于夏、商、周文化断代,后人不知这些地名的具体方位在那里。到了战国或汉代时期,江南之地的“彭蠡湖”
即“鄱阳湖”、“洞庭湖”和“长沙”等地名开始出现,人们自然便将两者联系起来。既然“长沙”在湖南,那么“衡山”、“九嶷山”、“苍梧”等地名在湖南长沙一带才符合历史记载。于是,《山海经》“大荒”中的地名便顺理成章地安置在南方的湖广地区。
经考察,湖南“长沙”之名,为公元前206年项羽灭亡秦朝,分封诸侯国之后,由“临江”改名而来。说明战国之前,“长沙”并不在湖南之地。而“洞庭湖、“苍梧”、“衡山”等地名大致也出现于吴起在楚国变法,中原氏族及其文化向江南大迁徙、大传播的时期。
公元292-372年,东晋长沙相罗含在湖南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湘中记》中记载:“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公元474年前,南北朝时期具有“南岳九仙”之一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虽然两者所记的地点不一,一说在岣嵝峰(即祝融峰),一说在云密峰,但也相差不大。而同一时期的南梁寻阳太守刘显(公元481—543年)在《粹玑录》中记载地更为详细:“萧齐高祖子铄封桂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
这些史料均记载,通过战国和汉代中原文化大传播之后,湖南长沙的衡山上出现了禹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玉牒”、或称“蝌蚪文字”、“禹碑”
的记载,但却一直不见实物。
(三)《夏禹碑》历史隐现之谜及其文化价值。直到北宋末期的千百年间,无数人访遍湖南长沙衡山,谁也没有见到《夏禹碑》,即《岣嵝碑》存在的实物依据。唐代散文家韩愈登上衡山,因未见到禹碑而大发感慨,赋诗发牢骚说: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也因未曾见到《岣嵝碑》而无不遗憾地赋诗说:“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他们都为不见此碑在衡山的踪迹而深表惋惜。
宋朝著名金石家欧阳修和赵明诚,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将其汇编成文,其中也不见《岣嵝碑》的记载。
公元992年,北宋王朝完成了的最重要、最庞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淳化秘阁法帖》的搜集和编印工作。其中,虽然有《夏禹书》的存在,但同样没有“禹王碑”,即《岣嵝碑》的记载。按照常理,如此重要的碑帖不应该被北宋王朝遗漏,这只能说明“禹王碑”,即《岣嵝碑》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或被认可。
直到公元一○七九年前后,才有北宋末期的朝奉郎(文散官名)刘跂将“禹王碑”,即《岣嵝碑》刻石在峋嵝山上的记载。据明代书法理论家丰坊在《书诀宋石刻》中证实:刘跂“官终朝奉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在峋嵝山。”
“临”为临摹;“玉册”,即“玉策”,是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旧谓“天书玉册”,为天子受命的瑞征。可见,“禹王碑”,即《岣嵝碑》出自开封北宋王朝的朝奉郎刘跂。自此以后,衡山峋嵝山上才开始出现“禹王碑”,即《岣嵝碑》的实物踪迹。
公元1212年,即南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游湖南南岳衡山时,将《岣嵝碑》全文临拓复刻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明代长沙太守潘镒于岳麓山找到此碑,拓印后传播全国各地,自此岣嵝碑开始以拓本流传而名闻于世。之后,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苏南京栖霞山、河南禹州、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湖北武汉均有翻刻。
据湖南方面史料记载:“禹王碑”,即“岣嵝碑”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是中国最古老的碑刻,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曾被称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碑上奇特的古文,因字体奇古,难以破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其拓本三年仅识得三字。
据说,衡山上“禹王碑”,即《岣嵝碑》曾在历史上长期失踪,直到2007年7月上旬,这块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才在尘封多年后重见天日。如果情况属实,确实是盛世中的一件幸事,只可惜至今我们无缘前去考察,一睹其文化风采。
二、《夏禹碑》叙述着大禹在开封一带治水的历史
据现有开封文献记载,历遭黄河水难的开封人为怀念治水功绩卓著的禹王,根据他治水时在“吹台”附近住过的传说,于公元1523年,即明代正德嘉靖二年,在吹台上挖建了神龟形状的高台,还在龟背的高台上修筑禹王庙和大殿,铸造了高八尺的大禹铜像,企望大禹的神灵佑护开封免受水害。据说“禹王台”之名由此得来。
禹王台龟背上所立的“禹王碑”,即《岣嵝碑》和南岳衡山“镇山之宝”文字内容一样,共有七十七个字。
明代学者杨慎曾解释碑文,其释文为: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河北唐山现代考古学者马贺山先生也解释了碑文,其释文为:“承帝冢然,翼辅雝卫。灾洚矢发,沮恒往行,三河飞涌。北过冀而奠,姒若忘鸟。宿岳麓庭,昶溢酉祈,水庐弗长,往求永定。华岳泰衡。崇楚事裒,劳余神禋,鬯曼吉徙。南渎衍昌。衣则食备,万邦皆宁,疆无漾漭。
按照马贺山先生对“岣嵝碑”解释的释文,大致可理解为:
受帝命冢宰答应,辅助舜帝治理灉水卫水。水灾降临,誓师出发。在沮水恒水之间奔忙。三河洪水泛滥,北过冀州而祭奠祖先神灵,姒忙于浚水忘记故乡鸟地。治水在外常宿高山庭院,用酒祭祀天地,祈望河水畅通不在外溢,水到房前不要再涨了,希望洪水平定。从华山到恒山再到泰山衡山,非常推崇有才智的人疏导河流,从此洪灾减少。平时治水之余以烟祭祀神灵,用芬芳的美酒以享神,神灵昭示;迁徙大吉。南方的沟渠已经顺畅,草木兴盛,丰衣足食,万邦安宁,从边疆到中原,再不见洪水泛滥。
为帮助大家理解“禹王碑”,即“岣嵝碑”的有关内容,现对马贺山先生释文中的一些名词解释如下:
“冢宰”:就是舜帝的太宰大禹,具有总领百官, 辅佐舜帝治理邦国的职能。
“灉水”:为古水名,是流经开封的汳(汴)水。自开封向东流经河南虞城的一段被称作“灉水”,是汳(汴)水的下游地区。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记载:“河灉水,在宋”。“宋”即开封东部的宋国,今商丘一带。又据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记载:“灉反入。又水自河出为灉”。就是说流经开封的汳(汴)水,从上游的黄河流出以后就称为灉水。再据战国时期魏国《尚书夏书禹贡》记载:“灉沮会同。又或作澭,亦通作雍”。其中“雍”,即开封杞县,古称“雍丘”。灉水,即“雍水”,经“雍丘”北东流到“宋”,即商丘。
“沮”:为《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中的
“沮”。据山东《姓出炎帝之孙墨家巨子后裔》中对“巨”氏家谱解释:“封钜曾被封于一个叫做‘丰沮’的地方,所以起名为封钜。封钜的后代中以祖名字为氏的分别姓‘封’和‘钜’,后钜氏去金字旁,简化成了‘巨’”。封钜,即封父国之地,在开封北部的封丘西南。“灉沮会同”之地在开封西北,即封丘西南一带。
“卫水”:为古水名,即卫河,是源于太行山流经武涉、新乡市区、浚县,东入山东境内的一条古老河道。它就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永济渠。通常所称的“卫河”,是指上游的河南新乡合河乡到山东馆陶秤钩湾一段。广义上讲,卫河包括上游的卫河,以及中游的卫运河、下游的南运河,统称为“卫河”。在这里主要指流经卫国的武涉(直线距离开封为138公里)、新乡(直线距离开封为78公里)、浚县(直线距离开封为102公里)及其东北部一线。
“沮水”:为古水名,即封丘西南一带的长翟渠,或称“白沟”。
“恒水”:为古水名,上古时期恒水地跨黄河,辖区分属冀、兖二州。恒山是“恒水”的发源地,因避讳汉文帝刘恒名讳改“常山”。当地人称之为“横河”,其实是“恒水”的附会。
“沮水恒水之间”:大致是指流经河南开封、杞县以北的“灉沮”水至河北恒水以南地区卫、浊等水之间的地带。
“三河”:指上述的“灉水”、“卫水”和“沮水恒水之间”的浊水。
“飞涌”:指三河水势汹涌澎拜。
“冀州”:一说在今河北冀州一带;一说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一带。
“姒”:大禹的姓氏,泛指大禹。
“浚水”:即疏通堵塞的河水,也指开封北部的浚水。
“鸟地”:夏商时期,居住开封一带的氏族部落有着浓厚的鸟崇拜观念,如汉代《史记·殷本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卯,简狄耿取吞之,因孕生契……。”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封“浚仪青邱亦曰玄池,女简狄浴于青邱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契长大成人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于是命令契说:“现在老百姓们不相亲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五伦关系不顺,你去担任司徒,认真地施行五伦教育。施行五伦教育,要本着宽厚的原则。”契被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夏禹时代兴起,为百姓做了许多事,功业昭著,百姓们因而得以安定。可见在夏商人的心目中,鸟就是他们氏族的图腾,玄鸟就是他们的先祖,而开封的“玄鸟遗卵”之地就是他们的祖地和故乡。
“从华山到恒山再到泰山衡山”:这是后人所认同的“四岳”,上古时期不大可能有如此“四岳”之称,充其量包括嵩山、泰山、恒山之内,原释文中的
“华岳泰衡”很可能是对山岳的泛指,也可能仅在开封周边地区,如郑州东南部的华阳山、开封西北部的岳台等。
从以上对《夏禹碑》,即《岣嵝碑》的解释和分析来看,大禹治水的大致范围南到豫皖的淮水、北到河北的恒水、西到河南沁阳的冀州、东到山东的巨野之间,基本上以开封“鸟人”氏族的祖地,也就是大禹的故乡为中心地带。通过治水,大禹从前人治水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变堵塞洪水为疏导洪水,体现出他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非凡勇气和聪明才智。大禹治水的精神和业绩,使他赢得了天下民心,为当选舜帝的继承人奠定了基础。
三、《夏禹碑》首现地禹王台就是禹王夏都阳城
开封禹王台,也称繁台,或古吹台。目前,我们仅仅知道“繁台”为商代后裔的居住地,详情尚待进一步探讨。同时,它也是战国时期诸侯中第一个“称夏王”、“乘夏车”的大梁魏惠王接待和宴请各国诸侯的“范台”,或称“范宫”,又是春秋时期著名音乐家师旷到开封,跟着善于演奏《九韶》的舜帝后裔学习吹奏乐曲的“吹台”。但是,开封人至今仍然喜欢称呼其为“禹王台”,这是为什么哪?
我们认为,春秋时期著名音乐家师旷和战国时期率先称王的魏惠王固然对后世有着很大影响,但他们的影响比不过大禹那样巨大而深远。禹王台和《夏禹碑》建立在这里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原因。
(一)禹王台是大禹的故乡—鸟人之地。开封一带上古时期是炎帝、黄帝、仓颉帝,直到帝喾、尧帝、舜帝帝都或居住地,也是东夷人的一支——长翟(狄)人的祖地。帝舜,也称“帝浚”,或“帝俊”,其原因:一是帝舜出生在开封北部的浚水,古人以地为名称其为“浚”。所以,古代“浚”与“舜”相通;二是舜帝将俊鸟,即传说凤凰一类的鸾鸟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所以“舜”
与“俊”也相通。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帝俊之台”的记载:“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大意是说,有两只五彩鸟,相对而舞,他们是帝俊在人间的朋友,帝俊在人间的两个祭坛,便是由他们管理的。东夷人祭天祀日的圣地——开封青丘山九成台(舜帝帝都)和封丘黄陵冈鸣条苍梧山(舜帝陵墓),就是帝舜后裔五彩鸟氏族在人间的两个祭坛。长翟氏族为东夷人,东夷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崇日崇鸟”,即以太阳鸟为图腾,以太阳神为祖先神。太阳鸟被后人称为“凤凰”,即“鸾鸟”,也称为“风鸟”,或称“逢(蜂)鸟”等。无论怎么称呼,都与开封的浚水、逢泽、阳城等地名密不可分。所以,帝舜的后裔长翟人,即长狄人,甚至东夷人的故乡都在开封,他们都是以太阳鸟为图腾的鸾鸟部落的族人。“鸟人”在上古时期不是骂人之词,不过是其他氏族对东夷氏族的一般称呼而已。《水浒》中李逵之所以要“杀去东京(开封),夺了鸟位”,恐怕就与东夷人文历史渊源有关。
(二)开封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地区。除了上述《夏禹碑》记载大禹治水的地方之外,开封还有很多大禹留下的遗迹。据东汉时期《水经河水》记载: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北魏郦道元注释说:“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开封一带的先民最先使用火、最早驯化野狼为家犬,因此世人又称其为“狄”人,也称“天狼”或“汤狼氏”、“狼汤氏”。因“狼”从“良”字,所以“狼汤氏”即是“良汤氏”。大禹在开封治水修建莨荡渠,就因狼汤氏,即狄人居住此地而得名。“蒗荡渠”就是鸿沟,即汳(汴)水,这表明开封的浪荡渠,最早曾是大禹治水的地方。
开封杞县古称“雍丘”,是《夏禹碑》中所叙述的“灉水”流经之地。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肥阳城,县东北二十里,按《城冢记》云:‘禹治洪水时,在肥之阳所筑’。”其中的“县”为雍丘,在今杞县东北古浪荡水南岸;《城冢记》为三国魏文帝时代的一部古籍。据说雍丘还有鸣雁亭,这里有“夏后祠,祠中有井,能兴云雨,祈祷甚应”。
《太平寰宇记》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如杞县雍丘有“祺城,在县西北一十八里。按《陈留王袭封雍丘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汉光武迎其神,移在雍丘城內。植城于雍丘,作宫,请迁其神于旧馆。’其赞曰:‘悬仰圣业,功济唐虞,微君之勤,吾其为鱼。’《尔雅》曰:‘祺者,吉祥名’。”其中的“禹祠”,原来修建在杞县的祺城,后迁到雍丘内,被后人认为是吉祥的城。这说明大禹确实曾在“灉水”一带治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恩惠,受到了人们的爱戴,才修建了禹祠,以表怀念感恩之情。
又如:开封北部的封丘有“期城,在县西南七里。按《城冢记》云:期城者,夏禹理水时所筑”。“期城”地址在长狄,即长翟人居住的中心地带——长丘,也是《夏禹碑》中叙述“沮水”的所在地。这里还是后来为禹王酿酒大臣狄仪的封地。说明大禹治水是在东夷鸟人氏族封地内进行的,自然也给鸟人氏族的长翟部落带来了恩惠,得到他们的支持。
再如:开封兰考东南部的古考城县有“簸萁城,在县北四十六里。按《城冢记》:禹治水时所筑。”考城县簸萁城大致在现在兰考县称东北方向。这里历史上河水频繁泛滥,是大禹治水的一个重要地段。
开封周边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还有很多,充分说明这些地段处于上古时期《夏禹碑》中所叙述的“三河”地区,也是虞舜帝都的畿地,自然也是治水的重点地区。大禹治水的成功,直接给上古时期的开封人民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所以开封人民爱戴大禹,不仅有很多赞扬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而且还修建了多处祭祀之地缅怀他的功德,开封禹王台,杞县禹祠就是其中的重要证据,只是建立的时间可能要比现在的传说早得多。
(三)大禹居住地在开封东南部的阳城。舜帝出生于开封北部的浚水,又是开封俊鸟氏族之人,他和妃子娥皇、女英在开封的九成台成亲。他的另外一位妃子羲和,即常羲,出自对历象观测具有较长历史和丰富知识的母系部落——有羲和之国,与舜帝的有虞氏族有互为婚姻的关系。这些母系部落中,后来出现了让现在的人们迷惑不解的西王母,即开封人所说的“老母”。由于西王母长着一对虎齿,又被俗称为“母老虎”,曾穴居于开封南关一带的“老母洞”。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曰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十日”即十个太阳鸟部落,其中包括长翟人。可见,舜帝的帝都就在开封一带。
舜帝晚年,先到开封南部的帝王苑圃巡狩,然后赴开封东南部征伐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戴着长长羽翎的三苗人时去世,下葬在三苗部落居住地北部——鸣条苍梧山一带。这里距离夏代七世王杼的王都老丘,即开封县杜良乡国都里直线不足三十里。大禹称王后,接着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但效果也不理想,最终以情感动了三苗,终使其臣服。
大禹作为帝舜的臣子和执政官,其封地和居住地必然不会距离帝都太远,否则,无法行使执政管理职能。据明代《如梦录》记载:开封“西门内大街,有大爪儿隅头、小爪儿隅头。又有三山: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
现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在《列子集释卷第五》中认为:“禺与隅同”。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毛远明在《中国文字研究》发表的《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举证》中认为:“‘禺’与‘禹’音近相通”。因此,可以认为“隅”与
“禺”、“禹”相通,这些字既表示猿猴类动物,也表示地名,还是大禹不同部落的代称。“爪儿隅头山”,也称“隅头山”,或称“隅山”、“禺山”、“禹山”。这里是大禹氏族居住之地。
大禹的居住地在阳城。阳城在商代称“繁(婆)台”,春秋时期称“吹台” ,战国时期称“范台(宫)”,汉代称“梁园”或“兔苑
”,西晋时期称“婆台城”,明代称“禹王台”。后因“繁台”和“吹台”、“禹王台”分开管理,西面称“繁台”,东面称“吹台”或“禹王台”。
阳城位于“爪儿隅头山”的东南方向,彼此相距约十里。上古时期,阳城的南面就是大名鼎鼎的逢泽。逢泽也称“逢忌”、“逢池”、“蓬池”、“服泽”、“百尺陂”等,是大洪荒时期海水退潮后,在中原地区遗留下的几个大泽之一。起初,逢泽与郑州中牟西部的圃田泽连成一片,方圆数百里。后来逐步被淤积,水面减少,但彼此水路相通。由于气候适宜,荒无人烟,且植物茂盛,这里成为了麋鹿等各种海陆禽兽的乐园,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对此有充分地描写。由于适合人类居住且动植物食物丰富,也成为自盘古、伏羲女娲氏、炎黄,直至帝喾、帝尧、帝舜建立中央天国和帝都的首选地区,也是西王母及其巫教、河图洛书、易经占卦,包括后来道教、儒教、佛教发源或传播的主要地区。
为了垄断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保证皇、帝、王族充足的衣食供给,历代帝王都将这一地区划为帝王苑圃,禁止其他氏族或诸侯国到此狩猎。因此,争夺逢泽一带对麋鹿等各种海陆动物的狩猎权,实质上就是争夺对本氏族或侯国有利的生存权,自然也是争夺帝王特权的重要象征。所以,自上古时期开始,一场逐鹿中央天国,进而逐鹿中原,再而逐鹿中国的大幕徐徐拉开。“逐鹿”争夺的目的,就是独自掌握对中央天国、中原乃至中国的支配权,正所谓得“麋鹿”者得天下。“麋鹿”,由此上升为象征天下共主权力的标志。这就是自三皇五帝,到宋金元明,开封称帝建都时间达数千年之长久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载:“禹都阳城。”同时期赵国史书《世本·居篇》也记载:“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阳城地处大梁隅(嵎)山之南、逢(服)泽之北,按照“山南水北为阳,是上等风水”的古代习俗观念,大禹称王之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王都,开封后人一直将其称之为“禹王台”,以表达对这位先祖的爱戴和敬重。
目前,开封禹王台和繁台正在合并开发,希望能够深入发掘当地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这一整合后的古代圣地,建成能够弘扬开封悠久历史文化的平台。韩鹏
周穆王《檀山刻石》通考
王焕春
河北省赞皇县槐泉寺院里,现有一通“吉日癸巳之记”碑,上面的“吉日癸巳”四古字,据史书、县志和世代相传,是西周周穆王北征犬戎时获胜,为纪其功、志其日,刻於该县檀山崖石上的,世称《檀山刻石》。(见“吉日癸巳”图)它是迄今所发现并流传的周代摩崖石刻,实属稀世珍品,堪称中华刻石之瑰宝。它是研究西周史、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古代汉字形体演变史、金石学、书法艺术等极为难得的物证,具有重要历史和文物价值。自古以来,倍受靓睐,为世人所垂慕。
一、“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由来与传承
赞皇地处太行山东麓,东邻高邑,南邻临城、内邱,北邻井陉、元氏及获鹿,西接山西省昔阳县。古时为戎夷之地,周时属房子国。境内有山,原名漓山,周穆王登山后改封赞皇山。曾为“穆檀郡”。秦属恒山郡,汉隶常山国房子县。现谓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以山谓县称赞皇县。北宋一度降为镇,并入鄗邑,后复置县。元至元二年,再度并入鄗邑,至元七年复置赞皇县。明隶北平布政司。清改隶直隶省正定府。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
(一)先秦至晋以前史书的记载与李斯的叹为观止
1.《竹书纪年》穆王十二年北巡狩征犬戎
《竹书纪年》,是我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因原本写于竹简故名。系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战国魏墓被盗后发现的。凡十二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书中记载:
“穆王:元年已未春正月即位。”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北巡狩征犬戎。”(庚午年)【笺按穆传曰:天子至于钘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业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因迁犬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
2.《穆天子传》记载北征、吉日、纪铭等事
《穆天子传》,原书名已佚,现在的书名为整理者所拟的。又称《周王游行记》、《周穆王》,与《竹书纪年》同出于汲郡古墓。现存本主要有《四库丛刊》影印天一阁藏明刻本、《道藏》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平津馆丛书》(清洪颐煊校注)本、《四库全书》本。
据《晋书·武帝纪》和《束皙传》等记载,汲郡人不准盗掘古墓,出土竹书数十车。晋武帝命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知是魏襄王墓。计整理出古籍16种,共75篇。记周穆王出游及其美人盛丧的,荀勖整理为6卷,定名《穆天子传》。束皙取专记周穆王出游的5卷成书,名为《周王游行记》。郭璞另撰注《穆天子传》。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为郭注本。
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博学,好古文奇字。初为着作佐郎、记室参军,追赠弘农太守。着作有《尔雅注》刊入《十三経注疏》。还有《方言注》、《山海经注》等。《穆天子传》因盗墓者烧竹简照物,严重缺失,故开卷即是断句残篇。郭注《穆天子传》卷一载:
“饮天子蠲【音治】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绝,犹截也。漳水,今在邺县】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觞者所以进酒,因云觞耳】天子乃奏广乐。【史记云:赵简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善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广乐义见此】载立不舍。【言在车上立,不下也】至于钘山之下。【即钘山,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绝钘山之队。【队,谓谷中险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阳。【虖沱河,今在雁门卤城县。阳水,北。沲音橐,驼之驼】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纪年又曰:取五王以束】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萃,集也、聚也。亦犹传,有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风雨雪。【诗曰:北风其凉雨雪霶】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今王之徒属,休息也】
卷六:“乙酉,天子西绝钘隥。【即钘山之坂。一云:癸巳游于井钘之山,吉日癸巳】
计《穆天子传》,记载北征之处达八次之多,使用“吉日”六次,刻石纪铭两处。
如:“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己卯天子北征赵行□舍,庚辰济于洋水;壬午天子北征东还;辛卯天子北征东还;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丁丑天子北征,戊寅合于河上。”
“吉日戊午、吉日辛酉、吉日甲子、吉日甲申、吉日丁亥、吉日辛卯。”
“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
别书还有引文曰:“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郭注,房,房子,属赵国地,有漓山。案:汉书地理志】”
(漓山,即今赞皇县的赞皇山。房子故城,位于赞皇县东南十里。《高邑县志》、《临城县志》均载:房子邑,遗址在今高邑县境内仑房村、古城村,古城村即因以为名。房子邑初建于春秋,属晋地。战国时先后属中山国和赵国。也曾属魏国。)
3.《国语》载穆王征犬戎的功绩
《国语》,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全书共21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前453)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原书保存史料比较丰富,所记史实也比较详细生动。该书首卷《周语》,首篇《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即记载此事。文曰: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战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乃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岙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於德而无勤民之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载:“管子对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绩以成名,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木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刑罚,班序颠毛,以民为纪统。’”
表示了对周穆王文治武功的赞誉。
4.《史记》着力记述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一百三十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约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104年—前91年)撰成。
据核查,《史记》不仅记了周穆王北征犬戎之事,而且所占的篇幅还很大,竟占了《史记·周本纪》周穆王全文的64.5%。全文共792个字。各段字数分别为:开头讲周穆王继位,仅38个字,北征511个字,立法制“甫刑”229个字,结尾穆王崩子继位14个字。
《史记》所载周穆王北征之事,与《周语》上的文字几乎完全一样,只个别的字稍有不同,故不重录,原文从略。
5.李斯、卫铄对周穆王书崇拜倍至
李斯,秦代政治家,统一六国后任丞相。他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奏罢不合秦文者,统一文字。善辨古文改为篆形,以“小篆”为官方文书用字。善书,传说泰山、琅玡等刻石均为其书。有人评论其书“画如铁石,字若龙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其铭题钟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
卫铄,字茂猗。东晋人,卫恒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人称卫夫人。她出身书法世家,是书圣王羲之少时的老师。她在传世名篇《书阵图》中写道: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竭石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阐於其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知识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各瞻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撼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右,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
(二)“吉日癸巳”轰动宋、元朝野
1.《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转录前代史载穆王之事
《太平御览》,类书名。宋太宗命李昉等纂辑。初名《太平总类》,太宗按日阅览,故改题今名。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成于八年(985年)。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引书浩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汉人传记一百多种,旧地志二百多种,都是失传现在未见之书。
《册府元龟》景德二年(1005年)命王钦若领衔编辑,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完成。全书一千卷,字数比《太平御览》多一倍。所引史书多出于北宋以前的古本,同今本正史往往不同。两书均载:
“昭王: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满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焉?祭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是以获殁於只宫。’”
“《史记》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而王道衰微。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可。王遂征之,得四白狼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乃绝漳水,【郭璞注曰:此犹截也,水今在邺县也】於是即井钘山之下,【即井钘山也,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刑】。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河【河山足坡】,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
“《太平寰宇记》六十,亦引《穆天子传》云:‘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注尽规度为苑圃地,而虞守之也】东至于房。【房,房子属赵国也,有漓山。案汉书地理志】房子有赞皇山,不闻漓山。”
2.宋祁于士大夫间寻访“吉日癸巳”
宋祁,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天圣进士,曾任翰林侍读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因宋祁祖系赵广平望族,故人称其广平宋公。他出知毫州,调戍知成德军,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抚使兼知定州。过赵郡时,特意寻访“吉日癸巳”刻石。(见李中佑《吉日癸巳之记》碑)
3.郡守王君使官员找见了“吉日癸巳”
事见李中佑《吉日癸巳之记》碑。王君,疑为王德用,或王鼎。
王德用,字元辅。曾任内殿崇班,以御前忠佐为马军都军头,出为邢、磁相巡检。宋仁宗时,拜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历安德军、定国军、武宁军、保静军、徒定州路、真定府、定州路,判成德军。封祁国公、丠国公。皇佑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师致仕,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赠太尉、中书令,谥武恭。
王鼎,皇佑三年,先知深州,徒知建州,寻亦除提河北刑狱。
4.县令刘庄将“吉日癸巳”从檀山凿下
事见李中佑《吉日癸巳之记》碑。另据《续资治通鉴》载:“仁宗皇佑五年,论广西弃城罪(壬辰20),谿洞都巡检刘庄,除名、仗脊,刺配福建牢城。”不知是否同一个人。
5.李中佑撰制“吉日癸巳之记”碑
李中佑,出自世代官宦人家,是北宋宁州防御使李允则之子。庆历七年(1047年),为内殿崇班,并作为“生辰国信使副使”出使辽国。他对“吉日癸巳”刻石早有耳闻。到赵郡权郡守后,亲自目睹该字及人们观赏临摹的盛况,恐其损坏或丢失,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将“吉日癸巳”四字刻于另石,作《吉日癸巳之记》,记述了“吉日癸巳”刻石被从檀山发现、发掘、凿取、移置的全过程,并立碑以志之。(见“吉日癸巳之记”碑图)
该碑整体刻面高1.10米,宽0.80米。“吉日癸巳”四字,居石左面上中位置。字距0.10米,字径0.15—0.20米。其上横排“吉日癸巳之记”题额。李的记文在右半部,“吉日癸巳”四字的右侧,竖写计9行。记文曰:
“赞皇县檀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地荒且僻,历数千年,鲜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风射,日销月铄几何,其不遂堙灭。广平宋公,皇佑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镇。镇阳,赵其属郡也。过赵日,尝访此字於士大夫间尔。后,郡守王君使县人寻访得之崖石之上。令刘庄者,因督工凿取辇置归。我(碑原字为‘ ’)时,人始惊□,观者日盈集,又从而摹写者亦何可支哉。噫!在寒山绝壁,昧昧然人不知识,埋没数千年。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爱重。于时,石虽不能言,其亦感公之知□□之德矣。中佑昔闻其妙,近幸权守于此而覩其真,且惧経历久远,一旦圮剥,或坠于地,□前古妙绝之迹,乃俾辟石糊灰,括以坚木劖厅事右壁,而陷置之,覆盖固护庶永存而无他。时五年孟夏二十一日。权郡事李中佑记并题额。匠人任和刻字。”(1053年5月11日)(“□”代表为缺字,下同)
6.鄗邑县令赵庠把“吉日癸巳”迁至鄗邑
北宋嘉佑乙亥年(1059年),因为赞皇县撤县为镇,划归鄗邑,因此将该石移至鄗邑。志文曰:“嘉佑已亥岁秋七月下未望日,移石于鄗邑之厅壁,令赵庠志□吴东书”。(1059年7月26日。该志文,附刻在《吉日癸巳之记》碑,“吉日癸巳”四字之下。见附图2)
7.欧阳修以“周穆王刻石”收入《集古录》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他的《集古录》收入前古历代石刻四百余篇,是我国现有最早收录研究金石文字的专着。他在《周穆王刻石》写道: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経所载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山。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亦奇怪。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 字形类也。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於坛山摸此字。“而赵守将,武臣也,遂令工凿山取其字,龛方会於州厅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书。” (1064年9月23日)
其言“图経所载如此。”有关史料显示,我国自三国魏时,已有人涉足对金石遗文的研究,可见,此前已有人临摹过,并将“吉日癸巳”编绘入图籍。不然,宋祁、李中佑怎么会在从檀山凿下之前,就知此字呢?
8.王安石盛赞檀山刻石与《兰亭序》并列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庆历进土。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文章雄健峭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在《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中写道:“唯知造文字,人惑鬼愁慑。秦愚既改皐,新眊乃易叠。六书遂失指,隶草矜敏捷。谁珍檀山刻,共赏兰亭帖。”
他把《檀山刻石》与《兰亭序》并列,还放在《兰亭序》之前。
9.刻石引起皇家关注被收入内府
“吉日癸巳”原刻石移入内府之事,出自宋人吴兴施之口,见於元吾丘衍的《周秦刻石释音》。他引自《石鼓音》一书,文曰:“宋人施宿乃谓:州廨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 (公元1115年)
文末署有“嘉定六年重五日吴兴施宿书”(公元1213年5月26日)。
10.“靖康之乱”原石下落不明
宋靖康元年冬(公元1126年),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金贵族大肆勒索搜括后。次年四月,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北去。东京城中公私蓄积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国破尚如此,一石谁收之?!刻石自然难逃此劫,遂不知去向。
11.《路史》对赞皇、房子、漓山亦有记载
《路史》,南宋人罗泌撰,全书共47卷。前纪9卷,后纪14卷,国名纪8卷,发挥6卷,余论10卷。主要论述我国传说时期的史事。取材芜杂,但汇集了很多传说资料,引用了许多文献。该书《国名纪》中载:
“房,穆王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郭云:房子国,赵地有漓山。《纪年》作鲂,即高邑之地。《十道志》云:高邑,赵房子也。《通典》云:赵临城旧房邑也。《寰宇》有房子城,汉之鄗邑,后汉之高邑。”
12.赵良弼使碑刻覆归本邑穆檀郡
元至元二十二年,本邑赞皇镇曲江村人,元初太保赵良弼,任同签枢密院事时,他力促恢复赞皇县制,并亲自督导将“吉日癸巳”刻石复归赞皇。参与的官员还有按察副使卢公、州尹曹公、遣铁□提举董恭。志文曰:“至元乙酉岁□□文重午日,同签赵公、按察副使卢公、州尹曹公、遣铁□提举董恭,就□鄗移石,复归本邑穆檀郡志”。(1285年6月10日,见“吉日癸巳之记”碑边注)
13.石邦哲拓出“博古堂帖”吉日癸巳
石邦哲,宋绍兴初(公元1131年)为大理评事。庚申年(公元1140年)为诏吏部编牒诸路。其居处称“博古堂”,不知其拓石是何石?
(三)明清时期摹刻、拓本、刊录广为流传
1.宋濂摹刻于浦江书院撰《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宋濂,明初文学家,奉命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翰林学士。1377年左右,将“吉日癸巳”手摹刻于浦江书院,并书《跋重刻吉日癸巳碑》。《浦江县志稿》载其文:
“赵之赞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坛山崖石间,世传为周穆王书。宋皇佑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迁镇阳过赵,始遣人访得之,令刘庄者因凿移郡厅。笔力确峭,有剑拔弩张之势,其‘吉日’字,往往与周淮父、卤伯硕父鼎,齐侯鎛锺诸款识合,实二千年奇迹也。欧阳文忠公家,藏金石遗文甚多,其最远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铭,及此文而已。赵明诚继着《金石录》,独以笔画类小篆为疑。今用周宣王时石鼓文考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尔。明诚已信石鼓为周人之书,何独于此而疑之耶?濓既手摹刻于浦阳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辨。”
宋濂言“世传”,即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周穆王北征犬戎在檀山上刻此四字,是由来已久、长期在民间流传着,以至于今的。
2.明朝金石学家竟相收录
其着名代表人物有都穆的《金薤琳琅》、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顾从义的《法帖释文考异》、赵崡的《石墨镌华》等,均将“吉日癸巳”收入书中。
3.孙承泽收藏四种“吉日癸巳”拓本
孙承泽,明末进士,清朝吏部左侍郎,1660年在《庚子销夏记》写道:“赞皇檀山‘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余从博古堂得一纸,乃政和以前拓本。后又得三纸,一为赞皇翻刻本,一为中书谢从宁刻本,一为吴恭顺惟英刻本。闻宋景濂曾刻於浦阳书院,未见其本。古刻瘦劲而有天然之致,非后人所摹也。”
4.吴大澂以“形之假借”收入《金石大字典》
吴大澂,清未大臣。历任会办北洋军务、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北总督等职。曾收复沙俄侵占之地。甲午中日战争时,自请率湘军赴前线作战。擅长文学、金石学和古文字学,颇有创见。有《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恒轩古金录》、《叔衡度量考》、《古玉图考》等。从“吉日癸巳”原刻‘ ’字上,发现了古人在使用文字中己有“形之假借”。他不仅将“吉日癸巳”收入《金石大字典》,还将‘吉’、‘日’、‘巳’印成特大号的字,专以作注。注曰:
“吉”字:“吉日癸巳,刻石望堂,该‘吉’字有雕刻之形迹,拟为最初之原刻本。”
“日”字:“周吉日癸巳石刻望堂引。”
“巳”字:“周石刻吉日癸巳之‘已’如此,望堂以借‘己’为‘巳’也。古有形之假借,有声之假借,如此篆亦为形之通借,犹汉人借吕为巳也。”
5.清人对“吉日癸巳”的研究锐意未减
表现为,不仅收录而且还系统地进行介绍。如,孙岳颁的《佩文斋书画谱》,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冯云鹤的《金石索》等书,圴将“吉日癸巳”收入书中。王昶还做了系统的摘录予以介绍。
6.方舆名着对檀山刻石多有记述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地理名着,顾祖禹编辑。全书一百三十卷。约在康熙三十一年前成书。内容包括历代州域形势、南北直隶和十三省、川渎、分野等,并附有图表。作者经历明亡变故,隐居不仕,历三十余年时间,参考二十一史和一百多种地方志,以明末清初政区分区,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及山川险要战守利害,是研究我国军事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就有对檀山的记载。
文曰:“檀山,在县东北十五里。高百馀丈,相传周穆王尝驻此。”
《畿辅通志》康熙、雍正、同冶三次纂修。成书于光绪朝的《畿辅通志》三百卷,材料宏博,体例严整,搜集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该书对檀山刻石有如下记载。
“坛山【《方舆纪要》、《明一统志》‘坛’作‘檀’】,在县东北十五里【府志】。高百余丈【《方舆纪要》】。周穆王驻军于此【《名胜志》】,崖壁上有“吉日癸巳”四字【《名胜志》引作‘吉日维戊’,误】,云是穆王书,今移学中【《大清一统志》】。”
(四)赞皇、井陉、获鹿一带均有穆王遗迹和传说
1.赞皇当地穆王的遗蹟
关于赞皇县县志,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修赞皇县县志曰:早先,曾有过明万历年间书稿(1573—1620年)。康熙壬子(1672年)还曾奉部徵志,惜而未就。乾隆年间因得万历遗稿,方于修纂而成。又言:“或征之古而例立从删,或采之今而例有补,要惟凭耳目所能及,非敢稍有附会,遗漏其或夏五郭公,疑所必阙鱼鲁豕亥误难尽正。姑以俟后有博雅,……”
可见县志之事都是有由头的,绝非虚妄之言。
(1)赞皇山、穆王庙及碑
赞皇山在县西南二十里,高百丈余。旧志:周穆王时讨逆战胜於此,封为赞皇山。《穆天子传》癸丑至房子登赞皇山。穆王庙及碑:在赞皇山上,每遇灾旱,公私祈祷焉,今废。
(2)周穆王宝剑峰、钓台
今人称:赞皇山西侧的嶂石岩群山中有一峰名“周穆王宝剑峰”。赞皇山北山脚下,槐河河道侧有一处称周穆王钓鱼台。
(3)檀山、避暑崖、檀山刻石
坛山在县东北十五里。周穆王伐犬戎尝驻跸於此。避暑崖:在檀山上,有周穆王北征避暑的避暑崖。坛山刻石:周穆王篆‘吉日癸巳’四字,在坛山上,今移於文庙棂星门西壁。
(4)白鹿、白鹿山、白鹿村
当地物种有白鹿,与穆王北征得白鹿相合。县城西六、七里有白鹿山、白鹿村。传说,该村村北白鹿山,原名长寿山。因唐朝时宪宗幼子染病,御医声称,唯白鹿之血以为饵方可医。有人在长寿山猎一白鹿呈于皇上,后太子病果愈。后遂改长寿山为白鹿山。村名曰:白鹿村,沿用至今。(长寿山待考)
(5)民间传说与故事
当地传说,周穆王大战犬戎的日子定在“癸巳”日。其部下以“癸巳”不吉相劝,穆王不听。后大获全胜,于是他挥剑在崖石上刻了“吉日癸巳”,以示纪念。
还有个传说,三皇扮作三位老者分别写了坛、盛、醋三个字,给了穆王,暗含檀山获胜在廿一日。穆王心有灵犀,一算“癸巳”为廿一日,便选定这天决战果然大胜。
(6)周、穆、王、檀、吉、白、鹿姓人家
当地姓氏中有:周、穆、王、檀、吉、白、鹿,恰与周穆王檀山“吉日癸巳”刻石,得四白鹿这一事件的关键字相合。到底是巧合,还是确有联系,尚未认真考查不便断言。从字面和谐音上确给人如是说之感,兴许与周穆王此战获胜得白鹿有关?
(7)《吉日癸巳之记》碑今藏槐泉寺
为防慕名观赏者过频造成损坏,该石几易其处。自鄗邑复归本郡后,先由县厅事右壁转嵌于县文庙戟门西壁。1956年拆文庙。1957年嵌于县文化馆影壁内侧面。1988年重修槐泉寺后,为集中保管和便于观瞻,连同游槐泉寺记碑、千佛碑、重修石佛寺记碑、招抚纸糊套寇记碑、大悲咒幢石等,一并移入槐泉寺至今。
(8)古今名士凭吊穆王和刻石
明胡来朝《避暑岩》:穆王驻跸寓灵岩,八骏乘舆过此山。乐极不知家国乱,空留遗踪白云间。
胡来朝,号丹书,戊戌进士(1598年)。曾任延安府、杭州府推官吏部文选清吏引郎中,都察院佥都御史,大同府巡抚。
清 郑大进诗:“周穆犹然事守文,盘游史册未及闻。祭公谏诤资般鉴,左氏浮夸孰解纷。地僻六龙曾驻辇,残碑四字尚铭勋。只今房子遗封在,稽古情长逐断云。”
郑大进,广东揭阳人,进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任正定府知府。
清 陈奕禧《穆王碑》:“檀山山上石坛开,征战曾经周穆来。吉日纪功书癸巳,千年古篆未莓苔。”
清 杜林杞《赞皇咏古》:“周穆般游信所之,从无功德着宏辞。只今苔壁留残画,犹胜秦皇无字碑。”
张蕴钰《嶂石岩》:穆满登山封赞皇,境出层峦重叠嶂。万丈红崚参天路,日仄云平入佛光。莫道乾坤无私隐,佳山抱丽幽谷藏。问津志石应犹在,玤漱槐泉月朗朗。
张蕴钰,字海城,赞皇人。曾任北平军调执行部中共25小组组长,调处“安平事件”。抗美援朝时参加上甘岭战斗,回国后任原子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1961年晋少将,参与组织指挥首次原子弹、氢弹、核导弹、洲际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科学试验。
楹联:穆王挥剑化癸巳为吉日,韩信拜将变无情成忠良。 王吉朝撰
2.《井陉县志》载周穆王“猎台”
井陉置县已有两千多年。《大事记》中载:“公元前964年周穆王游钘山(即井陉,见《穆天子传》)。在《文物》篇中有:“猎台,位于县城西北25公里的北陉村山上。旧志记载,此地为西周穆王巡行中筑台狩猎处。”
另据,民国《井陉县志料·金石》篇载:“在县北五十里井陉村西八里许陉山之悬崖间。崖石高约七尺,宽约五尺余。自计岸稍远处观之,石上似有‘列台’二字。即而视之,则水锈与石隙相互错杂,纵横成列,字形不复可辨。若下山至沟底,仰望该石,字迹甚为显着。崖之正北对面,为陉山第二高峰,上有平台一处,地广三亩有奇。相传为穆天子猎钘山时所筑之猎台。考《穆天子传》:“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隧,北循滹沱之阳。’晋郭璞注:‘钘山在常山石邑县。’按石邑,六朝时,曾属井陉,即今获鹿。井、获接埌,而获邑并无与钘音相近之山名,惟井邑有陉山,为邑中主山,“钘”与“陉”,古同音假借。且陉山,正在滹沱河南。据此则猎台为穆天子遗迹,当非臆造。今“列台”二字,正与“猎台”一上一下,南北相对,而“列”与“猎”,亦同音假借,然则穆天子猎钘山时,即筑有猎台,后人遂于猎台对面崖石上,刻造‘列台’二字,做为永久标识,似亦近理。惜无年月可考耳。”
3.《获鹿县志》载石邑、白鹿
获鹿县(现改称鹿泉县),古时称石邑,曾辖赞皇、元氏、井陉、获鹿一带。《大事记》载:“周:穆王癸丑猎于铏山之西河。(按:郭璞注,铏山即获鹿之陉山。(位于今获鹿县西南部))。古鲜虞地。”
《物产·野生动植物》载:“两千多年前,石邑的山林中鹿群并不罕见,且有刨(跑)泉的白鹿。”
此外,获鹿县境内有水白鹿泉,有聚落地白鹿村。不论县名、水名、地名,均因白鹿而得,与周穆王北征犬戎“得四白鹿”之事相合。
对于赞皇、井陉、获鹿一带的传说和方志的记载,不能随意认为其言不足为凭。须知,不必说史前、远古和没文字之前的历史,全是靠口碑传下来的;就是有了文字之后,许多事也并没都记录上,绝大部分也是由民间传下来的。好些考古发现的由头都是由民间传说引起,经过开掘才进一步澄清确有其事的。周穆王到赞皇之事亦应如是。
(五)近现代对檀山刻石的研究意犹未尽
1.首部《辞海》认同“周穆王书‘吉日癸巳’”
民国36年(1947年),由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是旧中国,也是我国的第一部新型辞书。该书《坛山刻石》条写作:
“周穆王书‘吉日癸巳’四篆字,刻於坛山之上(在河北省赞皇县),世称《坛山刻石》,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宋皇佑间,宋祁遣人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寻访得之岩石之上。州将刘庄因凿取以归,辗转入内府。后有李中佑摹刻本。然其石已不存。世所见者南宋重刻本也。”
2.《汉语大词典》列为两词条配了插图
该书是1988年,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罗竹风任主编,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工具书。也可以说是当代工具书的权威之作,是最新研究的成果。词条写作:
《坛山刻》“指坛山刻石。宋王安石《再用前韵寄蔡天启》:‘谁珍坛山刻,共赏《兰亭帖》’。”
《坛山刻石》“坛山在河北省赞皇县,山壁刻有‘吉日癸巳’四个篆字,相传为周穆王书。原刻石在宋皇佑年间被州将刘庄凿取带走,久佚。宋皇佑五年李中佑摹本也已散失,现存有南宋刻本。参阅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附插图。
3.赵汝珍将檀山刻石收入《古玩指南》
《古玩指南》民国31年出版(1942年)。
此外,不少书着也收录了檀山刻石,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周穆王北征和“吉日癸巳”刻石的时间
1.北征为公元前1011年“庚午”年
(1)周穆王北征时间的六种表述:
其一,不明确。如,《国语》、《史记》。
其二,说得很多,难以确定。如,只《穆天子传》就提到八次。
其三,明确为周穆王十二年。《竹书纪年》。
其四,谓“癸丑”年,当为公元前968年。《赞皇县志》、《获鹿县志》等。
其五,说周穆王十二年为公元前990年。见《河北古代陆路运输简史》。
其六,公元前964年。见于新修《井陉县志》和《东天门轶事》两书。
我认为当以《竹书纪年》推出的“庚午”年为准。理由是:
《国语》、《史记》、《穆天子传》,无确指时间难予确定。“癸丑”说,虽为一说,但源头出处待考,难以服人。其它几种认定公历与中历年号不合。唯独《竹书纪年》的记载表述清晰确切,而且借助《穆天子传》等还有旁证。
北征时间说法如此之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人把“十二年”和“十七年”,两次北征与穆王出游西王母几件事混淆了。
(2)认定为“庚午”年的根据和理由
其一,《竹书纪年》:“穆王,名满,元年已未春三月王即位。”“十二年,……王伐犬戎。”按我国古代“干支纪年”法下推,“己未”之后第12位为“庚午”年。
其二,另按,《穆天子传》卷六:“已巳天子□征”。征前缺一字,若视此缺字为“北”。则“已巳”的下一年,就是“庚午”年;又,卷五:“辛未天子北还。”“辛未”年,是“庚午”年的下年。若将己巳、庚午、辛未三年连起来,则可理解为:“己已”征犬戎的始发年,或议定之年。“庚午”为大战之年,“辛未”为结束年。大战的“庚午”之年,恰与《竹书纪年》十二年(庚午)相合。
再者,《竹书纪年》是一国之纪年,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故其可信度是不容怀疑的,最具说服力;至于在清理中发生竹筒错乱、短缺、丢失断档等情,则另当别论。
比照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鞠德源的《万年历谱》,周穆王在位的“庚午”年应为公元前1011年。
若下推一个甲子纪年,庚午年为公元前951年。
2.“癸巳”日为公元前1011年10月12日,周历十月二十癸巳日
关于“吉日癸巳”的确切时日,以往未见有人考证,故无任何说法。我推测的方法和认定结果及理由如下:
(1)当地传言,癸巳日为二十一日。
(2)《竹书纪年》在冬十月之后。
(3)古代贯例秋后和冬季用兵。
如,《吕氏春秋·孟秋纪》为“荡兵·振乱·禁塞·怀宠”。文曰:“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夫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儁;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古人认为,秋,盛德在金,金主西方;金气用事,治兵讨举;天子征伐,所以正有罪。这种贯例合乎我国是农业大国,历来以农事为主,从不违农时的国情。战事放在农事完毕之后的“冬十月”,是合乎情理的。
(4)《穆天子传》“雨雪”,与节令吻合。
(5)周历“建子”,该癸巳日正值冬十月。
周以“冬至日”所在之月为正月。若秋后决定打仗并着手实施的话,大战决战便到冬季,正当周历的十、十一月。
现据《中国先秦史年表·冬至合朔时日表》参考《万年历谱》,绘制了一张《周穆王十二年庚午年与公元前1011年历日对照表》并配有廿四节气、月、日、干支,现结合各种记载予以解读诠释如下:(见附表)
为了说清楚,听明白,便于理解和接受,先简介几点历法知识。
历法是在确立了一定的时间单位,年、月、日、时之后,用以调整时间及计算年、月、日的方法。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所以我国的历法也同样悠久、历种较多。古代历法曾有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称“古六历”,已佚失。后来使用的主要有夏历、殷历、周历三种。现在仍然使用的还有农历,也称阴历、夏历,彝族十月太阳历等,统称中历。
农历鲜明的特点是:“干支”纪法。即用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叫天干,古代还称十日),与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也叫地支)依次组合成甲子、乙丑、……癸亥,六十个序列,称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
其次,依四季寒暑定年,月为合朔月,日为太阳日。农历依据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360度之位置,平分为24等分,分为十二个节月,每月又分为二气,全年共24节气。每节月开始之分界点为“节气”,节月之中点为“中气”。每个节气或中气之间约为15.21875天。经过32个月或33个月,出现一个没有中气之月,这个月份即定为闰月。十二个节月,分别以十二支字为序。古人以“冬至”节为岁元,把冬至作为节的开始,以此月作岁首,首月称“正”,谓建子;其后的月为“丑”,作岁首的,谓建丑;再后,依次谓建寅,……建亥。
一年12个月,分作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中又分称孟、仲、季。
周历以含“冬至”之月为第一个月,即正月,谓“建子”;殷历,建丑;夏历,建寅,统称“三正”说。三正说,虽然按岁首月份排序、称谓有别,但24节气的位置和安排是一个样的;只分布所在的月份、月序数,因起月的不同有别而矣。比较一下的话:周穆王当时使用周历的月份数字,均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月份、农历月份,提前了一、二个月。换句话说,当时周历的“正”月,即相当于现在公历上年的12月;当时周历的“三”月,即相当于现行农历的正月。
每月都以朔日作为该月的第一天。
每日都以干支纪之,谓“干支纪日法”。这是一种独立的系统,不受任何其它历法上年月日的影响。据查,自商代武丁29年12月15日起,至今三千多年从没间断或错过。我国古代的史书,均以干支纪年、纪日。
关于“冬至日”,需要说明的是:据天文学、历法学家演算推测的结果说,“冬至日期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1500年)约当1月2日,以后约每数百年前移一日,公元20世纪已移至12月24日。冬至日所在月的朔日,一般都在公历12月内。”(故公元前1011年,周穆王十二年的冬至日,所在的月份日期与我们现在的不同。)
现在对照着历日对照表,把北征和癸巳日细说如下:
周穆王十二年庚午年,即公元前1011年,闰五月。
周历八月十九癸巳日,即公历8月13日立秋。
公历8月17日,为周历八月二十三,是“丁酉”日。据《穆天子传》:“孟秋丁酉天子北征”,此日可视为周穆王决定北征的时间。正合《吕氏春秋》孟秋、立秋时“乃命将帅,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巡彼远方”。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时如果发兵可能只是派出先遣部队,做侦察、探路等准备。
公历9月27日,为周历十月初五,是“戊寅”日。《穆天子传》:“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今河北省邺县的漳河),说明此时军队到了邯郸。此时,正当周历十月,与《竹书纪年》:“冬十月北巡狩征犬戎”相合。
公历9月28日,为周历十月初六,是“己卯”日。《穆天子传》:“己卯天子北征赵行口舍”,此“赵”也系邯郸某地。
公历9月29日,为周历十月初七是“庚辰”日。《穆天子传》:“庚辰济于洋水”,若以谐音视读“济”为“集”;“洋”为“阳”的话,“阳”是否古时邢台“滏阳河”的简称。可否解释为,部队已集于邢台了。
公历10月4日,为周历十月十二,是“乙酉”日。《穆天子传》:“乙酉天子北升于□”。“升”即登,若此□处缺字为“漓”的话,当是“周穆王登漓山以望临城”之时。
公历10月12日,为周历十月二十,是“癸巳”日。这与当地传说:“癸巳”日为廿一日相近。可能就在这一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遂有“吉日癸巳”刻字之事。
公历12月1日,为周历十二月初十,是“癸未”日。《穆天子传》:“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这与《井陉县志》、《获鹿县志》所述周穆王在该地巡狩等相合。
公历12月8日,为周历十二月十七,是“庚寅”日。《穆天子传》:“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即周穆王下令休战。
公历12月9日,为周历十二月十八,是“辛卯”日。《穆天子传》:“辛卯天子北征东还”,可为此日班师,绕道东方而返。
至此,完成了周穆王“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北征犬戎,及巡狩之夙愿了。
补充特别说明一点:若下推一个甲子纪年“癸巳”日按公元前951年庚午年推算,则应为公历9月27日,周历十月初七;或公历11月26日,周历十二月初八,此两日均为“癸巳”日。
我的分析、推论和判断,虽尚少更多确切翔实的证明资料,或说有所牵强;但毕竟是有所本、有所据的,不能视为妄言吧!不妨视为一己之见献给读者诸君,权作抛砖引玉;望各位大家和识者不怜赐教,予以鉴定指正。
三、“穆檀郡”提供了新证、新线索、新课题
1.赞皇古代称“穆檀郡”
从“吉日癸巳之记”碑,附刻的志文上,可以看到并证明赞皇直到元朝,还保留着古建制“穆檀郡”的称谓。
据查:远古夏时已有县名,周初己有郡名。郡、县的级别、大小、多少,各时期历朝各代各有变化,不尽相同。
《风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君者,君至尊也,言郡守专权,君臣之礼更宗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於君,而为之郡也。”
《太平御览》叙郡释名曰:“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史记》曰:秦始皇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以公国为大,以侯伯为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汉书·.地理志》曰:汉孝平时,凡郡国一百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续汉书·郡国志》曰:光武中兴,并省郡国。明章和至顺帝,凡郡国一百五,乃为十三郡。”
《通典》:“魏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镇十二,都国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
“穆檀郡”建于何时,何以命此,尚未查到确切出处。然顾名思义:当与周穆王檀山刻石有关。
《竹书纪年》周穆王十六年:“王命造父封于赵。”是说该年因造父给他驾车巡狩,破徐有功,而赐造父以赵城。这就是后来的赵国。那么,会不会此后,其后人鉴于穆王北征获胜,在檀山刻“吉日癸巳”这件事,而封赞皇为穆檀郡呢?
2.赞皇一带商周时期曾有侯、軧国
史书记载,河北商末曾为王畿之地。《竹书纪年》:“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沙丘,在今邢台广宗县。商都还曾迁于邢。
《读史方舆纪要》载:“赵州高邑。房子城,县西南十五里。战国时赵邑。史记赵世家,敬侯十五年与中山战于房子。又,武灵王十九年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惠文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汉置房子县,属常山郡。光武初,自真定击元氏、房子皆下之。防即房,古字通用,仍属常山国。晋为赵国,治兼置丠州治焉。后魏属赵郡。北齐废。隋开皇六年复置,仍属赵州。唐初因之,寻废,入临城县。俗呼其地曰:仑房村。”
今赞皇县东南与高邑县、临城县相接埌的南邢郭乡,有南邢郭村、北邢郭村。该两村距邢国房子邑(也曾称国)故城遗址的古城村、仑房村仅有十里。“郭”即城郭,为外城的城墙,也即外城之意。若此,是否今邢郭村即当年邢国或房子邑(国)的外城呢?或两者另有别的干系。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3月,元氏县西张村出土的西周遗址铜器铭文显示,这一带有周公子的封地。除邢国外,在这一带还有一个“軧国”。軧,也读作“泜”,因临泜水而得名。古泜水,即今槐河。铭文表明墓主人是軧国之臣攸,埋葬的时间约为周昭王时期(即穆王的父亲之时)。在“臣谏簋”铭文中有“戎人大出于軧地,邢候对戎作战”的内容。如此看来,赞皇是否即是軧国呢?
3.石家庄市东北方向有个“周”国
据有关调查发现:当时在现石家庄市东北方向,有个“周”国。(见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吴忱着《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一书,该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这件事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值得深细地研究。
特别是,这个“周”国,是否即前文《竹书纪年》:“十二年,……【笺按穆传曰: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的“周”呢?若是同一个“周”,就能理解为什么穆王刚发兵,竟又让他们先至于周这件费解的事了。
联想《穆天子传》、《国语》、《路史》、《太平御览》等书中所载:“按房,国名,子爵。周昭王娶房后,生穆王。或谓:房,穆王母国。”周朝制度:与周同姓或异姓甥舅,封号皆侯。戎狄蛮夷酋长,封号皆子。诸侯国和夷蛮戎狄因与周王室远近、亲疏不同,规定了不同等次,并按尊卑职贡的名分进行治理。
房子,曾为侯国。赞皇亦属房子,当时赞皇是否曾称郡?
许多书和人都提到商周时期在河北一带先后分封和建立过不少诸侯国,不同类型的文化在这一地区交错融合,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探讨。軧国和穆檀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富有媚力。
另据《岢岚州志》记载:“隋开皇元年,赞皇丁夫筑长城。”此说表明,赞皇并非“自隋开皇十六年始以山谓县”。又按:“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县。”赞皇最初以山名县,很可能起于较远的秦朝。
四、“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檀山刻石》有重要的文字学、史学和文物价值。其显着之点有六:
1.为解决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新证
自古以来,我国史学界就试图解决夏、商、周三代断代这一难题。着眼点,主要放在周武王伐纣王的时间上(年份)。由于涉及的领域极广,研究又多是分散进行的,所据材料和手段有限;特别是文献材料本身的零散、模糊,加之研究者的理解不同,至今莫能一是。有人统计己有44种说法。
前些年,国家将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立项,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在国家的支持下,国务院组织了七个部委,三十多个科研院所大学,二百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1996年5月正式启动,历时四年,于1999年9月24日提出并通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阰段成果报告》,有了初步结果,但也还未被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可。
周穆王北征犬戎“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认定,将会提供出一个新证。
2.对研究民族分布、迁徙与周的关系有裨益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又,赞皇北边的邻县鹿泉县,原名获鹿县。这一帯古时均有白鹿,与周穆王征犬戎获四白鹿相合,说明这一带即犬戎等少数民族居住地。而,今山西省原称晋的“戎”族,是否即由赞皇这一带迁过去的呢?
3.将我国刻石的历史提早了数百年
《石鼓文》历来被称作我国最古之刻石文字,它记述的是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其年代则众说纷纭:雷钧、罗振玉、马叙伦等鉴定为秦文公(公元前765—716)时期;马衡鉴定为秦穆公(公元前659—621)时期;郭沫若鉴定为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檀山刻石》在公元前1011年至晚在951年,比《石鼓文》还早347或234年。
4.把帝王刻石的时间提前了七百多年
《泰山刻石》,亦称“封泰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丞相李斯等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刻的。四面环刻,前三面是秦始皇时刻的,第四面是秦二世于其元年(公元前209年)东行郡县时所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相传均为李斯书。字形工整,笔画园健,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标准字体。石至明代,只存29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遭火,石失;嘉庆二十年(1815年),于玉女池中访得残石二方,仅存烬余四行10字。传世有明安国旧藏北宋时金石拓本,存165字。
由此可见,周穆王《檀山刻石》,早於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将我国现知帝王刻石的时间提前了792年或732年。
5.“吉日癸巳”监证了“篆”体和其字的演变历程
《檀山刻石》把我国古文字“小篆”体的使用史提前了,为其在西周已通行提供了实证;监证了一些字体和文字古今演变的过程。
6.启迪了后人在书法技艺上的研发开拓精神
从书法艺术上讲,“吉日癸已”堪称书法和篆刻刻石中的绝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各朝各代,均有不少人对“吉日癸巳”很赏识、很感兴趣,对其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卫铄道:“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这就是说,相比之下,李斯叹惜自己的书法没有穆王那样挺拔的骨架结构。
卫铄从中悟出了用笔的奥妙,在于“银钩”那样的坚挺。
李中佑称道“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千古绝妙之迹”。
王安石将《檀山刻》与《兰亭帖》并列,视为书范。这对后世书法艺术的研究、提高、发展、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吴大澂道:“该‘吉’字有雕刻之形迹,拟为最初之原刻本。”“原刻‘ ’字为古人使用文字中“形之假借”。
孙承泽赞誉:“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古刻瘦劲而有天然之致,非后人所摹也。”
“吉日癸巳”的摹本、拓本、移刻,传世品类较多。历朝各代,凡涉及研究金石书作的,几乎均将其收录书中。
由此联想:“吉日癸巳”石入内府,宋徽宗创造“瘦金体”;人称“吉日癸巳”为“玉筋篆”,都与之有关。这些都是“吉日癸巳”檀山刻石对我国书法艺术影响之大、之久的见证。
五、对“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疑义和否定
1.赵明诚对“吉日癸巳”提出疑义。
古代对《檀山刻石》只有疑义,而没有否定。疑义之始,始于赵明诚的《金石录》。该书虽把“吉日癸巳”列在三代之品,但注文却曰:“右‘吉日癸巳字’,世传周穆王书。案,穆王时所用皆古文科斗书,此字笔画反类小篆。又,《穆天子传》、《史记》诸书皆不载,以此疑其非是。姑录之以待识者。”
2.朱剑心否定《檀山刻石》。
民国29年,朱剑心在《金石学》中云:“《坛山刻石》‘吉日癸巳’四字,本在赞皇县坛山上。汉唐以来,未经人道。宋皇佑四年秋,赵州守将广平宋公访得之,命县令刘庄督工凿取以归。次年夏,李公中佑权郡守事,恐其圮剥,乃镵厅事右壁而陷置之,并为之记。今在县学之戟门。欧阳修《集古録》引《穆天子传》,定为周穆王刻石。赵明诚《金石录》以其字非古文科斗,乃类小篆疑之。窃意赵说是也。今观其字,颇类李斯、阳冰之迹,必非穆王之刻石也,殆亦因《穆天子传》而附会之欤?”
朱剑心还履言:“三代刻石,虽或见於史传,然传世实尠,多由附会。”“古今相传三代刻石,如此而已;然俱不足信,则虽谓三代无石刻可也。”“三代刻石,於古无澂。”
3.改版的《辞海》转向否定《檀山刻石》
大概是受朱剑心的影响吧!夏征农主编,1979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将《坛山刻石》条修改为:“刻‘吉日癸巳’四篆字。旧附会为周穆王所书。原在河北赞皇坛山上,石已不存;宋皇佑五年(1053年)李中佑有摹刻本,亦不存;现存南宋重刻本,在赞皇孔庙。”
4.《增补校碑随笔》将《檀山刻石》列为“附伪刻”
《增补校碑随笔》是王壮弘1981年出版的。他是凭借清朝方若原着《校碑随笔》另加了些补充。方原着中未言“吉日癸巳”檀山刻石。是何原故?原书没讲,我们一时也很难说清。只是新书序中周煦良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序言道:
“有些石刻原来并无损坏,方氏因而未收,后因椎榻之故,陆续又有所沥损,或因其它各种原因有所损坏;有些新出土不久就有断裂或损坏,使拓本有了先后差别;有些是方氏定为真本而后来发生争议的;有些是方氏当时存世,后来成为佚石的;有些是方氏当时未有摹本,后来出现摹本的,如此等等。”
照此说,今“增补本”将“吉日癸巳”檀山刻石列入“附伪刻”之内,不知属那种情形?会不会有背方氏的初衷呢?!是否强奸了“方”的本意呢?值得思考。
六、对否定“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驳议
对“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存疑和否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字笔画反类小篆;颇类李斯、阳冰之体;《穆天子传》、《史记》诸书皆不载;汉唐以来,未经人道;於古无证;附会之作。现逐条分析、研究和驳议。
(一)“字类小篆”,不成立
1.吉日癸巳的字体和字周己有之
字类小篆,并非就是小篆;即称小篆,也是西周乃至西周以前就有的。
汉字生成、发展、演变的历程已有数千年。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虽分了几个阰段,但各阰段之间却是间融的,段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尤其是“篆”体字,在几十年、几百年间,甚至一二千年间的变化有的并不大,也不明显。其间,有的字从生成到最后的定型,曾发生过多次的变化、变型,甚至面目全非;有的则不然,自始至终变化不大。
对于“篆书”这个称谓,特别是对分为“大篆”、“小篆”人们历来就有争议。
郭沫若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秦以前,并无篆书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之后,人们才把以前的官掾“文书”,叫做“篆书”,系后人指认。
所谓的“大篆”,纯系后人归纳了周宣王太史籀作的十五篇文书字的特点,拟名的。其书的特点:线条均匀而柔婉;结构比较整齐,形为方块;异体字几乎没有;笔画较繁。
“小篆”,是秦统一后,李斯等人由所谓“大篆”中“省改”而成的。故有书曰“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其实,小篆与大篆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因为大多数所谓的“小篆”都是直接取之于“大篆”的。即省改的那些小篆,绝大多数在战国晚期秦文字中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被后来统一称小篆的字中,其实它本来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篆中的原字。对于这些保留下的字来说,其实并不存在大篆、小篆之别。吉、日、癸、巳,正是这类被“省改”“前的原字。
现试以“吉日癸巳”中各个字,逐个比照看一下。如:
(1)“ ”字,见于西周《者减钟》等古铭器 “ ”包含了‘ ’与‘ ’两个字。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99年7月上海书店出版)中,有许多铭文上都有与“吉日癸巳”中相似和相同的“吉”字。特别是,书中第153页《者减钟》(上)和《徐 尹钲》计七件器皿上不仅都有“吉”字,而且字形几乎完全一样。可见,此“吉”字属西周时无疑。 (2)“ ”见于《舀鼎》、《成鼎》
同在郭沫若同书第83页《舀鼎》、第91页《成鼎》上,都有与“吉日癸巳”檀山刻石上相似的“日”字。这时的“日”字,己由原本的圆形变成方形,日中间的点已改为一横了。
(3)“ ”见于《大殷》、《鄀公平矦盂》
在郭沫若同书第75页《大殷》、第190页《鄀公平矦盂》上均有与其笔画相同,形体相近的“癸”字。与后来《说文解字》上的写法并不一个样。
(4)“ ”见于《效觯》、《番匊壶》
郭同书第87页《效觯》、第130页《番匊壶》都有与“巳”相近的字。
按“吉日癸巳”中,造字、组字的特征来看,除前边己逐个分析过的之外,我们还可从“吉”、“日”两个字中的“口”字的形象看出,该“口”的上部两侧的竖笔,都高出那“一”横,呈敞开状。这正是商、周时代口字书写和组合时的写法。这就进一步证明它们是西周时期刻的,而非其后。
还应指出:任何一个阰段文字的风格变化,所有的字并不可能都是同步的,全变的,而是在逐步、逐个的变化中实现新旧交替的,是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是一个渐变和积累扩大的过程。所谓的篆体、大篆、小篆亦如此。
这种情况跟现代简化字的来历相似。多数简化字,早在1955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前就存在和被使用着了,并不是1955年才造出来的。至于每个字的定型也有个演变早晚,差异大小的问题。具体到“吉日癸巳”这四个字,它们正是早在所谓大篆体之时就存在着了。“ ”、“ ”、“ ”、“ ”在前文己逐个比照过了,此不重述。从中完全证明和说明“吉”、“日”、“癸”、“巳”不论从字形,造字、组合的特点、特征上,都是周代以前的字。
2.宋濂对赵明诚之说己经批驳
宋濂在《跋重刻吉日癸巳碑》中写道:“其‘吉日’字,往往与周淮父、卤伯硕父鼎,齐侯鎛锺诸款识合,实二千年奇迹也。……赵明诚继着《金石录》,独以笔画类小篆为疑。今用周宣王时石鼓文考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尔。明诚已信石鼓为周人之书,何独于此而疑之耶?濓既手摹刻于浦阳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辨。”
3.“颇类李斯、阳冰之体”不合情理
朱剑心在《金石学》中道:“今观其字,颇类李斯、阳冰之体,必非穆王之刻石也。”若以李斯而论,即使“吉日癸巳”与其字“颇类”,周穆王在先,李斯在后,那也只能是李斯模仿周穆王,而绝不会是周穆王抄袭李斯!难道能以“颇类”,而否定周穆王书吗?何况,以我的眼光,李斯在泰山上书刻的字,与“吉日癸巳”并不颇类。
若以唐朝的李阳冰而论,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书学李斯,比周穆王晚1500多年,怎能与周穆王书相提并论呢?猜测为李斯、阳冰所为也是不对的。
传说,《尚书》中的《君牙》、《冏命》、《吕刑》三篇文章为周穆王所作。朱剑心见过周穆王的书作和手迹吗?见过周穆王写的吉、日、癸、巳这几个字吗?他所见的与现在的“吉日癸巳”一样不一样呢?何处不一样呢?如果朱剑心根本就没见过周穆王的字,其言不就纯属臆断了吗?
总之,以“字类小篆”否定“吉日癸巳”檀山刻石,是无根据的,是占不住脚的,是毫无道理的。
(二)“诸书皆不载”与事实不符
1.《穆天子传》记述颇多
(1)《集古録》中,两次引用《穆天子传》
《集古録》载:“《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白纸黑字,这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证明了北宋时,欧阳修所见的《穆天子传》记载着此事吗?怎能说“不载”呢?
(2)《穆天子传》有北征之事
现在,我们在郭璞注《穆天子传》中仍能看到:“北征”、“漓山”、“吉日癸巳”字样。虽不完整,至少是保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书中有此事的实证。郭璞,不论其人品、学识都是可信的。说“《穆天子传》不载”妥当吗?
(3)赵明诚未见所载情有可原
古代当时由于整理、编辑、出版之难,印刷的数量有限,加之传播渠道不畅;赵明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收藏、借阅困难等。很可能未见到《穆天子传》的其它版本,这是可以谅解的。
为了说明此情,不妨先了解一下《穆天子传》是怎么成书的。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冬十月,汲郡(今河南省汲县)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筒小篆古书十馀万言,藏于秘府。原简按古尺度,长二尺四寸,以素丝编系,以墨书之,一简四十字。初发者,不以为意,烧简照取实物,及官收时,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薶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其间,经荀勖、和峤、束皙、徐广、傅瓒、卫恒、王接、挚虞、荀觊、杜预、续咸、干宝等多人之手,抄录、清理、撰次、注写、参校、考正、校核、编辑,至297年,逾十余年方辑成书。清理后的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
又,《晋书·束皙传》:“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荀勖在书序中道:“谨以三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王隐:“勖躬自撰次,吏部注写。”这就是说,汲郡初编成书,再表秘府;又,诏荀勖、和峤以隶书写之。
记录穆王登檀山刻“吉日癸巳”的完整文字,很可能在盗发冢者烧简照取实物时被烧掉了;或许在数次搬运中损坏了;也或许因系竹简的素丝沤断失序错乱了;也许因清理、抄录、诠释、编辑人的观念和态度不同,有的尊重史实有简必录;有的则有所选择,把那些理不出头绪,文不通、言不顺,难成章句的断简残字作了取舍;还有的把难懂的古语,旧地名之类,变通成当时的词语。这样就形成了多种抄本。凡此种种都是有可能的,整理出的书能同原简书一个样吗?能保证完好无缺吗?
这些都表明:现在的《穆天子传》只是焚毁过、留下的、有限的一部分;不是原始未损失的、内容完整连贯的“汲冢书”《穆天子传》。
这里就产生和有了原始本与残本之别,原本己不复见,绝不能仅仅以后来整理的残本代指原始的全本,也不能断言原书并无此记载。
其次,《穆天子传》出于“汲冢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多个版本。宋初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同栏并列《周穆王传》和《穆天子传》两个版本。再版序言又道:“太平御览所用的古书,十之七八今已失传。”“太平御览引书,字句往往与流行的原书不同,也有为今本所无的。”现知《穆天子传》就有三种版本:荀勖整理的六卷本《穆天子传》、束皙的五卷本《周王游行记》、郭璞注的《穆天子传》。内容虽然大体相同,但文字也相互有别。各书有的记载,有的未载,赵明诚是否三种版本都看过?
这意味着,赵明诚之时见到原书己很难,尤其他正处于逃难流离失所之中,整日奔波,居无定所就更难见到了。
总之,赵明诚说:穆天子传不载,是与上述种种情况有关,故对赵明诚无可指责。赵明诚说:“姑录之以待识者”,说明他是知情的,是有所考虑,畄有余地啦。
2.“《史记》不载”欠妥
(1)《史记》有穆王北征之事
前已有录此不重复。
(2)司马迁未详记是有主次之分,详略之别
《史记》中对北伐犬戎的记载,重点是祭公从治国大计上,诤谏不可通过武力解决犬戎的问题。此时此刻檀山刻石,与这场战争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细枝末节,故作者舍此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无可厚非。故不能借此否定发生过檀山刻石之事。
(3)司马迁写《史记》时“汲冢书”还未出土
秦统一六国后,大量烧毁各国的文书、史籍,造成了史料的严重缺失。而被掩藏起来或散落在民间的,司马迁未必都能见到。
再说,司马迁写《史记》时,《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还未出土。司马迁未曾看到此书,自然不可能详述其中之事。
总之,不论《穆天子传》,还是《史记》,其载与不载,其间有个版本问题,有个当载和不当载的问题;有个作者本人的需要和取舍标准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原作者未载和漏载了,也不能仅仅以此为据,否定檀山刻石曾经的存在。
(三)“汉唐以来,未经人道”并非如此
汉朝以前的《竹书纪年》、《国语》等书,其原作者均是当朝的史官。左丘明等人都有关于周穆王北征的记载。这些算不算数?
秦朝丞相李斯;西晋的卫铄。这俩人都称赞周穆王书,能说“未经人道”吗?
唐之后的宋祁、李中佑、欧阳修、王安石、宋濂、吴大澂、孙承泽、吾丘衍、都穆、赵均、顾从义、赵崡、孙岳颁、王昶、冯云鹏、冯云鹤……等人,其中有丞相、尚书、部、府、州、县不同级别的众多大小官员、名人,都不算“人道”吗?!
(四)“三代无石”纯系谎言
1.《穆天子传》有两处刻石铭迹的记载
其一,“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
其二,“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
朱剑心言:“三代刻石,於古无澂”。这难道不是三代有“澂”吗?
2.朱剑心承认《石鼓文》是自我否定
朱剑心概言:“三代刻石,於古无澂,三代无石可也”。可是他却在《金石学》中道:“除《石鼓文》已‘考定’为秦刻石外,馀皆未可信也。”朱剑心自认的《石鼓文》,不正是“三代”刻石吗?
这里尚须指出的是:《石鼓文》起初也是不被人承认的,也被说成是附会;只是后来有人考定成功了,才被承认的。难道“吉日癸巳”檀山刻石和其它尚未被确认的三代刻石,就永远都不会被考定出来吗?!
3.朱剑心曾承认“吉日癸巳”,又出尔反尔
他在《金石学》第三编第一章第181页《说石·摩厓》中就称道:“而周之‘吉日癸巳,’即厓刻矣。”并以此作为“摩厓”刻石的实证。不料,到后边第三章《碑版源流》,竟改口说:“坛山刻石‘吉日癸巳’四字……必非穆王之刻石也”。(见该书第202—203页)这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
同一个人,同是朱剑心,在同一本书,同一编内,前后如此烱然相反,让人何以置信?!如此信口雌黄,算什么学风?
朱剑心何以前后矛盾、白我否定,我们难以猜测,也说不清。但这件事却雄辩地证明:《檀山刻石》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是抹不掉它的;在研究中国金石学时,任何人都是无法绕过或回避它的;尽管有人对其心存疑义,然囿于它曾经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终究还不得不去承认它。
(五)“吉日癸巳”原石的去向及真蹟
1.原石去向的三种说法
一说,原石在宋皇佑年间被州将(也说县令)刘庄,凿取带走了。(见于1988年版《汉语大词典》。)
二说,“吉日癸巳”被收入内府,由于靖康之乱下落不明。
三说,“吉日癸巳”,刻石望堂。见于《金石大字典》,三次言及“望堂”,道:“吉日癸巳”,刻石望堂,有雕刻之形迹,拟为最初之原刻本。”不知此“望堂”在何处?莫非此处是原石最后的伦落之地?
以上三说,先后有别,说法不尽相同,却都为我们寻石提供了线索。
经查《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均记载:宋徽宗赵佶酷爱书、画、古物,广收之。
“崇宁以来,稽古殿多聚三代礼器,若鼎、彝、簠、簋、牺、象尊、罍、登、豆、爵、斝、琏、解、玷、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见商、周之旧,始验先儒所传大譌。至是置礼制局,乃请御府所藏,悉加讨论,尽收以从古,荐之郊庙,焕然大备。”
“政和二年,秋七月壬申,访天下遗书。丙子,置礼制司。冬十月乙巳,得玉圭於民间。”
“政和三年,夏,戊子,作保和殿,总为屋七十五间,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五采;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右藏三代彝器,东序置古今书画,西序收琴阮笔砚焉。”
“政和七年,五月,丁未,诏:‘应监司兼领措置起花石。’”
据此,“吉日癸巳”被收入内府是可信的。
2.被收入内府,证明是真蹟
道理很简单:作为国家皇宫是不会收藏没有价值的文物的,更不会收藏膺品。特别是,宋徽宗其本人就是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又有一班博学多识的文臣相佐,绝对不会收藏子虚乌有的附会之作。
3.佚失不能否认其当初的存在
下落不明的原因和内情很复杂:它是否被人据为己有,或沦落它处,或被带进坟墓也未可知。入内府,更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没有过。
如,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后人始终未见到。据说,被唐太宗李世民带到坟墓里去了,现有的只是名家临摹本,人们不是仍然相信其确曾有过吗?不是同样将摹本奉为珍品吗?
又如,用和氏壁刻制的,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的传国玉玺,现在仍无下落,又有谁曾怀疑过它们的存在呢?
4.下落不明不等于今后不会复出
东西丢失,有可能失而复得;古文物失而复出的也不胜枚举。
如,《孙膑兵法》汉之后就不见了,人们就不承认它,说什么根本就没有《孙膑兵法》,只有《孙子兵法》。谁料想,1972年《孙膑兵法》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才真象大白。
《檀山刻石》同样是原石佚失,而且拓本、摹本、碑石仍在,怎么就不可以同等对待,非要否掉它呢?难道《檀山刻石》就没失而复得的可能吗?难道就不会在今后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被发现吗?“望堂”、“博古堂帖”,不就显示了己有更近的线索,有失而复得的信息和可能吗?说不定某一时刻就会突然传来新发现的喜讯。
(六)“附会”,诬也
1.附会之说是无稽之谈
附会,通常的解释为:勉强地把两件没有关系或关系很远的事物,硬拉在一起。说“吉日癸巳”是附会,就应说清是谁附会?为什么附会?附会的时间、地点、手法、手段等。可是,朱剑心一概没讲,只说:“必非穆王之刻石也,殆亦因《穆天子传》而附会之欤?”他一不讲事实,二不讲根据,三不讲道理,只是一口咬定“附会之欤”,这不是太武断、太霸道了吗?
常识告诉我们:将某一事物冠以“附会”,是需要有事实做根据的,不是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就可以加上去的。象朱剑心这样岂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了儿戏?如此不负责任、不严肃、不尊重科学,岂不是无稽之谈!
2.欧阳修是附会的始作庸者纯属诬陷
朱剑心云:“欧阳修《集古录》引《穆天子传》,定为周穆王刻石。”言外之意,欧阳修是始作庸者。事实又如何呢?
我们不妨看看欧阳修是怎么介绍“吉日癸巳”的。他在《周穆王刻石》中写道:“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経所载如此。……治平甲辰秋分日书。右真蹟”。
欧阳修说得很清楚:《穆天子传》云;《图経》所载如此。可见欧阳修是言之有据的,并非自造。再说,《穆天子传》与《图经》所指所说的,同是“吉日癸巳”檀山刻石这一件事,根本不存在“勉强地把两件没有关系或关系很远的事物,硬拉在一起”的情形,怎能算附会呢?
朱剑心自己在《金石学》中也称“本在赞皇坛山上”。既是“本”,就不是欧阳修所自为。欧阳修既非“吉日癸巳”的制造者,又非发现者,且与此事无任何直接利害关系,朱剑心凭空说人家附会,能成立吗?若欧公地下有知,岂不要伸冤控诉朱剑心的诬陷罪吗?!
七、关于《檀山刻石》用字的问题
《檀山刻石》之“檀”字,现有“檀”、“坛”两种写法,本为“檀”。见“吉日癸巳之记”碑,“檀山”、“穆檀郡”。
1.“檀”,为《檀山刻石》之本字。
据查:宋皇佑以前,均写作“檀山”。以后的舆地类书,绝大多数也写作“檀山”。如、王安石诗中的“檀山刻”;《读史方舆记要》、《路史》、《畿辅通志》中的檀山,都是木字旁;有的虽写作“坛”也多兼注“又作‘檀’”。
檀山顶上,现仍有嘉庆十年(1531年)《重修玉皇庙》碑,雍正《新建玉皇大殿碑记》、光绪二十二年(1897)《重修赞皇县檀山上避暑岩南玉皇庙碑记》,碑文言及的“檀山”、捐资人的姓氏、村名,都是“木”字旁的“檀”。
此外,檀山不仅山字为“檀”,而且原地人家的姓氏,也是此《檀》,尚有檀氏古时重修祖谱为证。《檀氏家谱》云:“我祖始自赞皇,世居檀山,族演繁盛,众至千丁。与谷氏有隙,牧童谣曰:檀山有个檀得家,父子千兵侵孤家。风声所系,渐及朝庭。祖居被剿,逃于夏凉。居住数世,不计备载。自我祖德林者,移徒固德,已竟又有数世矣。……”
故“檀山刻石”之用字,宜应正为“檀”。
2.“坛”乃臆断、抄袭沿用之误。
将“檀”写作“坛”,起於欧阳修的《集古录》。他在《周穆王刻石》中写道:“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 ……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 字形类也。”
因他未到实地,不了解当地的情况,误以为“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的赞皇山,即是赞皇的檀山。故而,在“周穆王刻石”文中曰:“坛山在县南十三里”;又臆言“置坛此山,遂以为名。”其实赞皇山、檀山是两座山,赞皇山在县域的西南角,檀山在县域的东北角,两山相距六、七十里。赞皇山座南,山下即临城县;檀山座北,距南边县界还有二十里远,山的北边是元氏县。再者,檀山与马蹬山也不是一回事。
后来,有的人也未核查,抄用《集古录》,写作“坛”,以误传误。
特别应指出的是:县令黄岗竹在乾隆年间重修县志时,竟然也轻信了“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的话,反把正确的当成了错的。竟然将檀山写作“坛山”,使错字官化、合法化了,以致影响至今。凡此种种,多年来未得到纠正。所幸地是,当地人仍用檀字。
八、遗憾与企望
経过这次对周穆王“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考查,长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但也不无遗憾。遗憾的是:如此久远,被历代大家名士所器重,被诸多古今史学巨着、金石学、古文字学等书籍所记载和收录,无愧于国宝和顶级文物的西周刻石,至今竟然未被列入任何级别的重点保护文物!且不说原刻石己有数千年,就说北宋年间李中佑的《吉日癸巳之记》碑吧,也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啦!如今,碑石己裂了两道大纹,将石划为三块(见图);字迹有的已脱落,再在风雨中侵蚀恐怕不要太久,将面目全非!届时,再后悔也就与事无补了。
建议当地政府、领导和上级相关部门和领导,特别是文物保护单位能及早采取措施,先将《吉日癸巳之记》碑妥善保护起来,并着手加快报批,早日玉成为国家重点文物。
目前,虽然对“吉日癸巳”檀山刻石的认定还有异议,有人甚至诬其为伪作。但我相信:随着人们关注和研究的深入,随着考古发掘和新证的不断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众多文物的失而复得,终将还其以清白。
有鉴于此,我希望全社会和每一位史学工作者,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的任何文化遗产和历史疑案,都要持慎重慎审的态度。即便我们对记载它们的相关文献资料不满意、不理解,对其可信性有异议和分歧,也不要轻易否定、抛弃它们。因为,虽然它们或许只是些不完整、不系统、零星散乱的、不足以显示其真容全貌的历史粹片,是有缺憾的记录,但“幽壁残玑,弥足为宝”毕竟是历史的真蹟,是历经岁月的风刀雪剑保留下来难能可贵的、凤毛麟角般的实物。
对祖辈先人的遗物,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我认为应有个基本的立场、态度和抉择:即做发现者,还是掘墓人;做爱护者,还是破坏者;是修复,还是遗弃;做功臣,还是罪人,两者必择其一,不能含糊。对于那些业己证明曾经存在过的,即使它己丢失、损坏,也不应否认它们的历史地位和曾经的存在;有的尽管它们未必那么完美,我们只有搜集、修缮、保护、传扬的义务,没有抛弃它们的权力。我们不应因自己的无知,不了解、不理解、不接受,而否定它们;不能凭猜想、推测、臆断定是非。只要你拿不出真凭实据,拿不出否定的新证,就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否定它、更不要去抵毁它。应学习赵明诚,持“姑录之以待识者”的态度。不然,很容易酿成拨污水把孩子也拨掉的憾事。人,可以做历史的过客,不可做历史和民族的罪人!
我认为,纪录历史的只言片语,恰如深埋在地下的陶器、瓷器粹片,虽成残片,但依然有它作为实物见证历史的价值;有的经过有经验匠人的拼凑修复,还会光复旧物,旧貌换新颜。从这些历史遗物中,我们还能挖掘采集到许多原始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为我们提供揭开千古之谜的钥匙和契机。那些历史遗存,虽然孤立的、单独的、简单地看它,不过是一堆没用的“垃圾”,然而,倘若你把那些破碎散乱、不规矩、不成型的残片,都收集到一起,重新拼凑组合,兴许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它是一件稀世珍宝!
在不会说话的文物面前,我们宜应努力争取多说、多做些有助于“玉汝于成”,有利于探宝、鉴宝、抢救中华文明宝藏的善事;切不可干那种与珍宝失之交臂,令人痛心,终生遗憾的傻事、蠢事;更不能因一时的疏忽和失误,留下令人不能容忍、不可原谅,乃至唾弃和不耻的罪名。
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在广泛搜集所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结合实地考察,运用先进、科学、正确的手段,反复核查,认真考订,分清真伪,最后得出全面、客观、符实的结论,收到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
最后,特别期望和嘱托:赞皇县当地有志于将檀山刻石和穆王在赞皇的遗迹事蹟等彻底澄清的人们,包括当地的干部、老乡和在此工作的外籍领导与同志。下下功夫,继续深入、全面、广泛、细致地从各方面、各种渠道,挖掘、补充相关的各种史料:如,当地古地名、碑刻、墓志、庙记、家谱、古人着作、出土文物、铭文等。提出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实证资料,加以论证,使周穆王“吉日癸巳”檀山刻石,早日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此事成功了,也不失为当地父母官们一件不朽的政绩,也是赞皇史志、名胜中一段喜人的佳话。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乡亲们,努力吧!
上述言论不妥之处,敬希教正。
(关于“檀”、“坛”二字,出于对原书作者的尊重,凡作为引文出现时仍用原来的写法。)